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法名承贯。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人。其祖父孝立公（1732—1804）继承祖业，农商互补，家庭比较富裕，为人慷慨好施。其父亲魏邦鲁（1768—1831），字钟毓，号春煦，亦慷慨，好读书和游览。历任江苏嘉定、吴江等地巡检，宝山水利主簿等职。魏源为其第二子。

世俗生活的成就

魏源7岁从塾师刘之纲、魏辅邦（其二伯父）读经学史，9岁赴县城应童子试。嘉庆十二年（1807），14岁的魏源离开隆回，来到邵阳县城的爱莲书院读书，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经学功底，从而顺利通过随之而来的县、府、院三级考试，取得秀才资格。嘉庆十八年（1813），魏源就学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准备参加拔贡考试。嘉庆十九年（1814）春，魏源随父魏邦鲁赴京求学。此后十年，是魏源的学术思想和经世主张初步形成的时期。他“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学塽”；跟随汉学大师胡承珙学习考据学，积累了音韵、训诂等小学方面的功力。他拜常州学派的刘逢禄为师，学习千年绝学公羊家法，治今文经学，确立了一生的治学路径。他还兼习古文，与理学家、古文家董桂敷结下了深厚友谊。这种广泛的学术交游，使魏源开拓了视野，初步形成了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学术风格。除了上述几位师友外，魏源还结交了陈沆以及同乡唐鉴、陶澍、贺长龄，并通过他们认识了林则徐。嘉庆二十一年（1816）冬，魏源离京返乡。乡居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于教书授徒之余，专心注《曾子》，并且结婚。嘉庆二十四年（1819），魏源第二次进京，参加顺天乡试。这次考试魏源仅考中副贡生，是他在科举路上的首次受挫。其时，魏源的同乡贺长龄出任山西学政，邀请他入幕。他利用这次机会，进行了一次西南地区的游历。嘉庆二十五年（1820）春，魏源经瓜洲回到邵阳。稍作停留后，即送母亲赴魏邦鲁任所——江苏宜兴张渚司，从此定居江南。

道光五年（1825），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请魏源主持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从此，魏源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幕僚生涯，先后进入贺长龄、陶澍、陈銮、裕谦、壁昌、李星沅等六幕府。在贺长龄的具体指导下，魏氏经过一年多搜集和整理，于道光六年冬，编辑完成《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此书极大地冲击了空疏的学风，引发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复兴。此书的编辑过程，也是魏氏经世思想日趋成熟的过程。在此期间，他还参与了江苏巡抚陶澍等人主持的有关漕粮海运改革工作，并参与刊刻《江苏海运全案》，对此次海运改革做了系统的总结。道光七年（1827）贺长龄调任山东布政使，魏源进入陶澍幕府。

道光六年（1826）春，魏源进京参加了一次会试，结果与好友龚自珍双双落第。这次会试，刘逢禄是分考官之一。阅卷时他发现有两份经义精深、见解惊人又引证浩博的试卷，断定是龚自珍、魏源二人答卷，于是极力推荐，可惜均未能奏效。刘逢禄对此极感伤心，痛惜真才未被选拔，写下《题浙江、湖南遗卷》一诗。诗中对魏源是这样的写的：“更有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精选理跞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侍御披沙豁双眼，手持示我咨嗟频（湖南九四卷，五策冠场，文更高妙，予决其为魏君源）。翩然双凤冥空碧，会见应运翔丹宸。萍踪絮影亦偶尔，且看明日走马填城闉。”[1]刘逢禄的大力举荐和表扬，使“龚魏”成为晚清公羊学的健将。魏源的《诗古微》和《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表明，他在今文经学领域的研究已经渐成规模和体系。他在《刘礼部遗书序》中提出的“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的主张，指明了晚清今文经学的方向。

道光十一年（1831）春，父亲魏邦鲁病重，魏源乞假南归。父亲病逝后，他居忧在家，并迁居到南京“小卷阿”。安家以后，魏源正式进入两江总督陶澍幕中，他参与并辅助陶澍进行的又一重要改革是淮北试行“票盐法”。改革成功后，魏源作《淮北票盐记》，并与许乔林共同纂辑十卷本《淮北票盐志略》，对票盐改革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一年正月，魏源由黄冕推荐进入裕谦幕府，到浙江前线参与研究作战计划。裕谦决计筹建定海防务设施，林则徐、魏源则主张放弃定海，集中兵力加强内地防守。由于这些建议未被采纳，魏源只好失望地回到扬州。七月（8月），刚刚又被革去四品卿衔、流放伊犁的林则徐从浙江镇海出发北上，途中与魏源相晤于京口（江苏镇江）。林则徐把在广州期间收集翻译而成的《四洲志》《澳门月报》《粤东奏稿》以及他在浙东搜集的船炮模型等资料全部交与魏源，“嘱撰《海国图志》”。经过一年的努力，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魏源完成《圣武记》十四卷；十二月《海国图志》五十卷亦告成于扬州。《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主题，宣告了清王朝闭关时代的终结和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时代潮流的到来。

道光二十五年（1845），魏源补行殿试，中乙巳恩科三甲九十三名进士，奉旨赐同进士出身。这年十二月，魏源出任江苏东台县县令。他改建书院，整顿育婴堂，救济孤寡老幼，为百姓种牛痘，善政不可枚举。道光二十六年（1846）夏，魏源以母忧去官。在丁忧期间，他曾出任江苏巡抚李星沅的幕僚。又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历时半载，游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七省，特别是游历香港和澳门，搜集了不少新资料，产生了新认识，乃于是年增补完成了《海国图志》六十卷，刊于扬州。

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末，魏源丁忧期满，奉旨出任扬州府兴化知县。上任时，恰遇大风雨袭击，河水初涨。他立即勘察水情，亲自率领全县军民奋力抢险，加固堤坝，昼夜筑护。当时的河道总督杨以增按惯例将要启闸放水，魏源“力争不能得，则亲击鼓制府”。在总督陆建瀛的大力支持下，“启坝迟逾半月，下河幸获半收，七州县人民颂魏者谓有拯饥救溺之功”。为了解决兴化一带的灾患，他实地勘察运河西堤旧基，上书陆建瀛，请求培筑西堤。西堤修成后，秋汛到来，只需筑防，无须再开坝泄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兴化一带的饥馑问题，深得兴化人民的爱戴，称此堤为“魏公堤”。

鉴于在兴化和海州分司的突出政绩，咸丰元年（1851），魏源被特授高邮州知州。他在完成政务的同时，将《海国图志》补辑四十卷，成一百卷本，于1852年刊刻。同时，将记述鸦片战争的史著《道光洋艘征抚记》最后改定，倾注其巨大心血的《元史新编》也于1853年脱稿。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从武昌沿长江东下，先后攻克九江、安庆。其前锋距高邮州城只有四十余里。就在魏源全力以赴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却遭到了弹劾。由于他在兴化治水时得罪了当时的河道总督杨以增，三月，杨奏参魏源“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递送，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魏源因此被革职。此时魏源旧交周天爵在皖北督师，镇压捻军。周氏邀魏源赴皖北，以随营知县身份充任的首席幕僚，参与筹划军务。在攻打颍州捻军时，魏源提出“分进合击，诱敌深入”之策，大破捻军，安徽局势为之稍稳。他还亲自率军攻打宿州。九月，周天爵病故，魏源随即回兴化。十一月，由接替周天爵的原副都御史袁甲三奏请，咸丰帝“以剿办安徽颖州捻军有功”，批准魏源官复原职。但此时的他已经“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仕宦”，向清廷辞职。[2]

信佛学佛之因缘

魏源嫡孙女魏昭的《太平天国元妃略历》一文中有“魏家世奉佛茹素”、“吾家世奉佛”的说法[3]。魏源的曾孙女魏韬（1914—1992）说，魏氏的家族是一个居士世家,几代人笃意修持，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源的祖父孝立公是“北路隆回”（隆回北面一带位于原邵阳县之北,故名）一位名闻遐迩的善人。他深得先人岩栖公生性仁慈、乐善好施的遗韵,每以佛寺进香及周济穷人为己任。魏源的父亲春煦公的善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乡间凡有佛教寺院兴建及修路架桥之事,他除了自己慷慨认捐之外，还要自告奋勇，担任组织各方人士共襄盛举的“头首”。魏源之母陈太恭人更是一位虔诚的女居士，每逢朔、望之日（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必在家中率领家人素食茹斋，祷告神佛，未有少怠；“三元”（农历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分别为“上元”、“中元”、“下元”）“三九”（观世音菩萨的诞生日农历二月十九日、成道日六月十九日、出家日九月十九日）之期,则必携带香纸及各色供品，去寺庙念诵佛号，朝拜如仪，数十年如一日，极尽信仰之诚。[4]

魏源自幼即受家庭影响，在情感上尊信佛教。他离开故居以后，虽然只返回老家两次，但行色匆忙之中，却必遍访家乡庵寺。如金潭知止庵、石龙庵、望云山天门寺、白马山宝莲仙寺等。他给这些庵寺题写的文情并茂的对联，至今犹存。如题望云山天门寺联：

邱壑怡神，烟外青峦添画意；

江山入韵，天边白鸟助诗情。

望云山，又名首望山，在隆回县城桃洪镇北约60公里，西南距金潭约15公里，系今隆回境内四大名山（望云山、白马山、大东山、九龙山）之一。相传秦末方士卢、侯二生避难隐居武冈云山，后卢生游方至邵阳城北之首望山，登高远眺，恰见云山在望，遂将该山取名“望云山”。至宋景定年间（1260－1264），有真仙卢慧隐居此山，结庐修炼。其后不断扩建，建成一座前后三进，两侧厢房的四合院禅寺，即天门寺，成为名闻遐迩的佛教名山。魏源十九岁时曾游览该寺，并题上联以纪胜。

题白马山宝莲仙寺联：

避乱入山，倒印蹄痕迷寇贼；

绩麻度日，尚存心迹救民人。

白马山，在隆回县西北部，距魏源故里金潭西约24公里，属雪峰山脉主峰，西北与洞口、叙浦、新化交界，海拔1781米，层峦叠嶂，林木苍郁。山顶有古寺，名宝莲仙寺，由山门、佛堂、厢房等构成一个四合院，占地约900平方米。山门以石料构筑，门额镂雕双龙戏珠图案，楷书阴刻“宝莲仙寺”四个大字，门侧阴刻对联为“宝筏一航，普济普渡；莲花万顷，即色即空。”佛殿内主祀白马仙娘。魏源幼年时期曾随同长辈来此朝拜，后于青年时期（约1817年前后）撰此联。“避乱入山”，指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之际，有王氏三女恐遭贼寇凌辱，骑着三匹白马，躲进深山老林避难。或云三女系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之女，陈氏失败之后，其三个女儿隐姓埋名，隐入此山之中。“倒印蹄痕迷寇贼”，三个避难的女子，为避免寇贼追捕，她们骑着白马倒退行走进山，从而迷惑了追兵，看不到她们逃走的方向，躲过了灾难。由此可知上山避难的三名女子不仅具有智勇双全的胆略，而且也决非普通百姓之家的闺秀，否则，贼寇不会非掠取或致其于死地不可。“绩麻度日”，王氏三女入山之后，以替别人绩麻纺线换取生活来源。由于她们的手艺好，人缘也好，在附近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天地都受到感动。在其居所附近，有一巨石的中心突然涌出一股清泉，取此水绩麻，麻线格外柔滑光亮。而该泉取之不涸，不取不溢，久旱久涝亦如此，成为白马山之奇观。“尚存心迹救民人”，据传王氏三女常以绩麻所得接济附近贫苦群众，又常上山采药为老百姓治病，分文不取。对当地劳苦人家有求必应，世间疑为仙女降临。因为她们曾骑白马而来，故奉为“白马仙姑”。[5]上述两幅楹联，说明还在青年时代，魏源即以文字与佛教结缘。

据魏源的长子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记：“戊子游浙江杭州，晤钱伊庵居士东甫，从闻释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华》诸大乘。学毕，回苏州，闻舟钲，有省。”[6]“戊子”为道光八年（1828），这年魏源34岁。钱东甫，即钱林（?—1837），字雅叙，亦字东甫。杭州人。是一位博学之士，信奉佛教，自称“伊庵居士”。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由编修至侍读学士，又升为庶子。九岁善书，十五岁即博览群书，除经书外，旁及天文、地理、律历等杂学，熟谙列朝掌故及名臣言行，精擅经世致用之学，还擅长奇门遁甲，《金匱》《八索》诸书，无所不通。魏源在杭州时寓住在钱府上，可谓受益不浅。据黄丽镛《魏源年谱》记载：“魏源游杭州，寓钱东甫宅，从学释典。临行，作《武林纪游十首呈钱伊庵居士》。”写下“归舟尚梦游，梦与波鸥三”；“非避城市喧，非逐枯寒乐。水云幽绝处，中有古魂托。孤行每自喜，此病恐难药。方寻黄海盟，更作石梁约。不受古人欺，肯受今人缚”[7]等诗句。《楞严经》是当时禅宗所崇尚的经典，共十卷。此经叙述阿难、富楼那、犞陈如等佛陀弟子求法与弘教的故事，借以宣传即事而真、即身成佛等宗旨。《法华经》是后秦鳩摩罗什翻译的，又名《妙法莲花经》，共七卷。该经共二十八品，宗旨是说明三乘方便，一乘真实，指归净土，宣扬济世，是集大乘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如果说，在此以前魏源的信佛主要还是受家庭影响从感情上尊信的话，那么这次杭州之行表明，从这时起他开始系统地研究佛教理论。而这种研究的反过来又进一步坚定了他对佛教的信仰，魏耆说他“学毕，回苏州，闻舟钲，有省。”就说明了这一点。

道光十九年（1839）春，魏源曾回乡小住，应“知止庵”寺僧之请，题写了三副对联。知止庵在魏源的故乡金潭河西杨梅冲，是魏源的十世祖振寰公于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所创建。环境幽雅，香火颇盛，魏源青少年时期常来此敬香拜佛。“知止”二字出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朱熹集注：“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可见,“知止”本来是一个儒家的命题，魏氏的祖先将它用来作佛教寺庙的命名，说明魏氏家族在儒家与释家之间采取一种互通、融合的态度。魏源为知止庵所题的楹联也体现了这种融合。其第一联为“曲通山径开僧舍；静悟禅机写佛经”，完全是写的佛教内容。而另一联曰：“能致用便为实学；识时务不是愚人”，则完全是儒家的观点。这种亦儒亦佛的态度，与他晚年所说的“夫王道经世，佛道出世，滞迹者见为异，圆机者见为同”[8]，也是完全一致的。所谓“滞迹”，指思想呆板、机械；所谓“圆机”，指思想灵活、辩证。就是说，在那些思想呆板的人看来，经世与出世，完全是对立的两种处世态度，而在思想灵活且辩证的人看来，经世与出世有其相通、相同之处。

通观魏源的一生，可以发现，他一方面对儒家文化有着深邃的研究，并且十分重视经世致用，在学术上和实践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他又是唯佛是崇的信徒，他曾有诗云：“溺仙溺佛溺山水，与溺酒色无殊轨。嗜好不专溺不深，安能万事不易此。”[9]李瑚在《魏源诗文系年》中将此诗系入道光二十七年（1847），时魏氏54岁[10]。此诗明显地流露出对佛门的向往和对尘世的厌烦。他在京师曾跟红螺山资福寺的净土宗高僧悟明问法。悟明，又名悟和，字瑞安（?—1864），是清代净土宗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魏源在高邮作知州时，特邀他到高邮弘扬佛法，受到广泛欢迎，一时高邮信者极众。

咸丰四年（1854），魏源脱离世俗生活住进杭州的一座寺庙，专修净业，法名“菩萨戒弟子魏承贯”。魏源对净土宗是深信不疑的，他在《净土四经总叙》里写道：“以每愿末，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括《弥陀经》之一心不乱。故现宰官、长者、居士身者，持诵是四经，熟读成诵之后，依解起行。”[11]而且认为达到成佛的目标每天光称名念佛七万次不够，还需分阶段有步骤地做，第一步：“盖念佛人至一心不乱，则千念万念，并为一念，犹之炼乳出酪也。由一心之净，而更念至于即假即空即中，离四句，绝百非，是事一心入理一心，犹从酪出酥也。”第二步：达到“一心三观”的境界，做到“是事一心，入理一心”。最后“从一念佛法门，遍通华藏海一切法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此从酥出醍醐也。”[12]这乃为最高真理的境界，也即涅槃境界。魏源不但自己信佛，还把弘佛作为信弟子的功德，他说：“夫劝化一人成佛，功德无量；况劝化数十百僧，辗转至千百万，皆往生西方成佛，功德可思议?”[13]魏源的佛教信仰使得他对死看的极为自然平常，要求家人在他死时不要号哭打扰，让他静静地断气，以俟往生净土。据魏耆记述，咸丰七年（1857）二月，“偶感微疾，谓从子彦曰：‘昨有所征，吾殆不久。至时，毋号哭相扰，惟静俟气尽，乃含殓耳。’旬日疾止，神志如常。至晦日，索汤洗濯，易襦袴。明日三月朔，金廉访安清过候，剧谈逾晷。徐谓曰：‘君且休，吾将逝矣。幸致何子敬，勉进德，不及决矣!’入室凝坐，至酉刻，嗒然而逝，时年六十有四。”[14]

对中国近代佛教的贡献

魏源对近代佛学的第一大贡献，是最早将《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辑为《净土四经》，分别作叙，并作总叙一篇。

净土宗的经典在古代有所谓“三经一论”，“三经”指《阿弥陀经》（亦称《小无量寿经》、《小经》）、《无量寿经》（亦称《大无量寿经》、《大经》）、《观无量寿佛经》（亦略称《观无量寿经》、《观经》），“一论”指世亲的《往生论》。到了近代，经过魏源和印光法师等人的努力，使净土宗的经典由三经逐步变成四经和五经（四经加《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

正如陈兵和邓子美在《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中所说：“近代西方净土教义系统化的良好开端始于魏源，他除了研修净土三经以外，读到《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见其文字与《无量寿经》完全相应，可相互印证。于是把该品与净土三经合编，称为‘净土四经’。”[15]

魏源在《普贤行愿品叙》中就论述了此品的净土思想。他说：“普贤菩萨《行愿品》，乃《华严》一经之归宿，非净土一门之经也。《华严》以华藏世界海，诸佛微尘国，无量无边，明心佛之无尽，何尝专指极乐。然清凉《疏》分信解行证，而自《入法界品》下，普贤告善财五十三参，遍游佛国，得无量法门，皆证道之实。而末后独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者，盖以经十大愿末，皆结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则是并法界微尘数佛、微尘数众生而念之也。人以为念尽法界微尘之生佛，卒归于弥陀，而不知自性弥陀之一心，本周乎法界；云栖所谓“倾华藏海水，入西方一莲华中，曾不满莲之一蕊”也。尽法界为一念，故为念中之王。修净土而不读《行愿品》，则其教偏而不圆；故以殿四经之末，为净土之归宿。盖念佛人至一心不乱，则千念万念，并为一念，犹之炼乳出酪也。由一心之净，而更念至于即假即空即中，离四句，绝百非，是事一心入理一心，犹从酪出酥也。从一念佛法门，遍通华藏海一切法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此从酥出醍醐也。世之以宗教轻净土宗者，曷一诵普贤十大愿王乎！”[16]

在这里，魏源说明了《普贤行愿品》在净土信仰中的地位。而在他于咸丰四年所写的《净土四经总叙》中，则具体地论述了四经之间的关系：“云栖师中兴净土，乃专宏小本《弥陀》；而于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普贤行愿品》，皆不及焉。夫不读《无量寿》，何以知法藏因地愿海之宏深，与果地之圆满？不次以《十六观经》，何以知极乐世界之庄严，与九品往生之品级？大心既发，观境亲历，然后要归于持名，非可以持名而废发愿、观想也。持名至一心不乱，决定往生，而后归宿于《普贤行愿品》。以十大愿王，括无量寿之二十四愿。以每愿末‘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括《弥陀经》之‘一心不乱’。故现宰官、长者、居士身者，持诵是四经，熟读成诵之后，依解起行，须先发无上菩提之心。大之则无边烦恼誓愿断，无尽众生誓愿度，无量法门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迩之则广行布施，供养三宝，多刊大乘经典及净土诸经论，使丛林皆于禅堂外别开念佛堂，使出家者皆往生西方，固极顺之势。即在家白衣，未悉朝闻夕死之义，骤睹四经，未必听受。然疑佛谤佛，皆种信根，况蠢动含灵，固皆具佛性乎？夫劝化一人成佛，功德无量；况劝化数十百僧，展转至千百万，皆往生西方成佛，功德可思议乎？古德有言，己先自度而后度人者，如来应世；未能自度先愿度人者，菩萨发心。然后闭七日念佛之关，以求一心不乱；再闭七日观佛之关，以求亲见西方极乐依正。盖入门必次第修而后圆修，圆莫圆于《普贤行愿品》，故为《华严》之归宿矣。此天然之次第，修持之定轨。故合刊四经，以广流通，普与含灵，同跻正觉。”[17]

魏源在咸丰四年编好《净土四经》之后，因老病加以经济条件所限，未能刊刻出版，故将经稿寄给时官两淮盐运使的湖南湘潭人周诒朴，信中嘱咐他“若能刊刻流布，利益非小。子其力行毋怠。”周诒朴，字子坚，号寄东，又号匏翁，瓠翁。生卒年不详，约嘉庆至同治年间。湘潭黄荆坪辰山人，周系英子，陶澍女婿。清代著名佛教学者。性笃雅，深明佛意。蓄内典千卷，日以净业为事。周氏因“底本为默深病中所录，颇有鱼豕之讹”，于是用了两年时间，“屡刻屡改，两易寒暑，始克竣事”[18]。于咸丰六年（1856）将《净土四经》刻出。1866年，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首刊即为魏源所辑的《净土四经》。这固然与魏源的儿子魏耆曾经支持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杨文会自己对于净土宗的信仰。对此，他在《重刊净土四经跋》中有过说明：“予初闻佛法，惟尚宗乘。见净土经论，辄不介意，以为着相庄严，非了义说。及见云栖诸书，阐发奥旨，始知净土一门，普被群机，广流末法，实为苦海之舟航，入道之阶梯也。无如兵燹之余，仅见小本《弥陀经》，而于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迄不可得。适来金陵，获见此本于王君梅叔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此本为邵阳魏公默深所辑。魏公经世之学，人所共知。而不知其本源心地，净业圆成，乃由体以起用也。世缘将尽，心切利人，遂取《无量寿经》，参会数译，删繁就简，订为善本。复以《十六观经》及《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合为一集，名曰《净土四经》。使世之习净业者，但受此本，无不具足。自刊行方册以来，其板想不复存。今者广募信施，重锓梨枣。庶几魏公一片婆心，末学咸受其惠。伏愿世间修佛乘者，毋于净土，便生轻慢。须信念佛一门，乃我佛世尊，别开方便，普度群生之法。倘不知其义旨深微，但能谛信奉行，自有开悟之期。知其义者，正好一心回向，万行圆修。转五浊为莲邦，证弥陀于自性。是则予之所厚望焉。”[19]杨文会的重刊，使魏源所辑的《净土四经》不仅得以劫后重生，而且成为近代净土宗兴盛的因缘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魏源在净土宗经典方面做的第二个贡献，是将《无量寿经》的不同版本进行会集。当然，这一工作并不是魏源的首创。自汉至宋，有关《无量寿经》的译本有十一种（亦说十二种）之多，但保存下来的只有五种，即后汉支娄迦谶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吴支谦译《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二卷），曹魏康僧铠译《无量寿经》，唐菩提流志译《无量寿如来会》（即《大宝积经》第五会，二卷），宋法贤译《大乘无量寿庄严经》（三卷）。宋人王日休（龙舒居士）最早将不同译本的《无量寿经》进行会集，但王氏未见唐译本《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清人彭绍升对王日休的会集本不满意，他又利用曹魏康僧铠译本，重加校正、删集，但他也没有见过《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魏源的优势，就在于他找到了现存的五种《无量寿经》译本进行会集。对此，他在《无量寿经会译叙》中说：“莲池大师舍大本《弥陀》及《观经》，而专宗小本《弥陀》，固已偏而不全矣。及《云栖法汇》刊大本《弥陀经》，又专用魏译，且谓四十八愿古今流通。夫天亲菩萨《无量寿偈》，已言誓二十四章，是西域古本如是；故汉、吴二译宗之，为二十四愿。自魏译敷衍加倍，重复沓冗，前后雷同。是以唐译省之，为四十六愿；宋译省之，为三十六愿。是古不流通，今亦不流通也。加之‘五痛五烧’，冗复相等，惟《宝积经》唐译无之。故《无量寿经》至今丛林不列于日课；使我佛世尊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之大愿，不章于世，岂非净土经教之大憾哉！谨会数译，以成是经，无一字不有来历，庶几补云栖之缺憾，为法门之善本矣。”[20]

尽管魏源对于自己的这个会译本比较满意，认为是“善本”，但后人还是有不少的批评。例如印光大师在《复永嘉某居士书二》中就指出：“王龙舒（日休）《大弥陀经》自宋至明末人多受持。由云栖以犹有不恰当处，故此后渐就湮没。魏承贯（源）之学识，不及龙舒，其自任过于龙舒，因人之迹以施功，故易为力。岂承贯超越龙舒之上耶？莲池尚不流通王本，吾侪何敢流通魏本？以启人妄改经之端，及辟佛之流谓佛经皆后人编造，初非真实从佛国译来者。然此经此论，若真修上士观之，亦有大益。以但取其益，而不染其弊。若下士观之，则未得其益，先受其损。以徒效其改经斥古之愆，不法其直捷专精之行耳。观机设教，对证发药。教不契机，与药不对证等耳。敢以一、二可取而遂普令流通，以贻下士之罪愆乎？”[21]印光法师的这一批评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他既指出了魏源的不足，又指出对于“真修上士”还是可以“但取其益，而不染其弊”的。

陈兵和陈子美则认为魏氏此会译本，由于魏氏“儒家今文经学习气未尽去，不免擅改原文之误。”[22]但是作者并没有将其擅改之处一一指出。今人黄念祖居士对魏源的会译本的评价是比较全面的。他说：“清咸丰中，魏承贯居士备取五译，会成一册，嗣定名为《摩诃阿弥陀经》。魏本文辞精简，包举纲宗，八种（按：指现存五译加王日休会集本、彭绍升删节本和魏源的会译本）相较，实居魁首。但可憾者，魏氏虽力求字句皆有来历，以救王本之过，而未能尽免。例如：（1）魏氏谓往生中‘无有胎生’。而魏、唐、宋三译皆曰‘有胎生者’。（2）魏氏以‘生时痛……是为五痛五烧’数句，概括魏译数千言，魏本之文并无来历。（3）魏氏谓极乐宫殿‘或依宝树而住’，亦各译所无。（4）魏氏谓法灭之时，‘唯余阿弥陀佛四字，广度群生’，亦非本经原文。是以魏本仍未完善。”[23]黄念祖所列举的这些例子，正好说明了陈兵、陈子美所说的魏氏“今文经学习气未尽去，不免擅改原文之误”。[24]

李肖聃的《湘学略》对魏源的倡佛给予高度评价：“源刻净土四经，提倡宗风……至于居士成林，净行有园，人习《法华》之经，家闻圆觉之义，笑欧修《本论》之谬，病昌黎辟佛之非，则其有功于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