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经致用”是经学的核心问题，贯穿于中国近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与政治变迁中。至晚清嘉道时期，魏源深受传统经世思想的影响，立足于今文经学的学术立场，秉承学以致用的治学路径，试图通过对经学进行细致体察，将自身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联系起来，以求对当时社会发展有所裨益，故而他既强调圣人作经的经世关怀，又在发挥明清之际经世学风的基础上开阔眼界，以经世致用为目标，贯通兼采中西，其经学观体现出较为鲜明的经世倾向。

一、诠解圣人作经的经世关怀：“六经其皆圣人忧患之书”

自汉代儒家经学确立以来的经学体系，大都将“通经致用”视为经学的一种主要倾向，经典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对现实社会变化的有效指导与借鉴上。加之秦汉时期“天人合一”的思想底色，圣人成为天与人之间的沟通媒介与人格象征，其相关言行是经典形成的重要内容，这使圣人与经典的关系更显得尤为密切，逐渐形成了圣人作经的普遍看法。魏源则在认同“作者之谓圣”这一观念的基础上，联系自身对经世思想的理解，关注圣人作经的原因。他说：

君子读《二雅》至厉、宣、幽、平之际，读《国风》至《二南》《豳》之《诗》，喟然曰：《六经》其皆圣人忧患之书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洪范》贵不列于五福，崇高者忧劳之地，非安享之地也。康庄之仁我也，不如太行。故真人之养生，圣人之养性，帝王之祈天永命，皆忧惧以为本焉。

魏源以《诗》为例，隐约间体现了《诗》的讽谏意蕴，并由此认为“《六经》其皆圣人忧患之书乎！”他将《六经》的产生与社会治乱变化联系起来，强调社会的发展依照治、安、乐、乱、患、忧的顺序不断循环变化，同时提到真人、圣人、帝王，认为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忧惧心理。魏源认为圣人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其身怀忧惧情感，他以《诗》为例阐发了圣人作经的缘由，即：“诵诗论世，知人阐幽，以意逆志，始知《三百篇》皆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作焉，岂第藻绘虚车已哉！”圣人对他人和社会有一种深切关怀存在，《诗》与其他经典作为承载圣人言行与思想的直接载体，自然主要表明了圣人的社会性关怀。

在理论溯源上，圣人作经首先是与天道相合的。魏源强调：“人者，天地之仁也。”他认为人是贯通联结天地万物的核心，试图以个体之人去体会整个天道规律。同时，他又将圣人与天道变化联系起来：

一阴一阳者天之道，而圣人常扶阳以抑阴；一治一乱者天之道，而圣人必拨乱以反正；何其与天道相左哉？

圣人在对天道阴阳属性的认知中有明确偏向，而将阴阳变化置于社会政治变迁上，即将这一变动规律指向了政治秩序的治乱现象，认为不同时代的社会秩序的变动符合天道变化的规律，圣人则着重发挥作为人之属性的主体性，以拨乱反正作为自己的固有职能。为了将经典的生成与天道联系起来，魏源说：“《诗》《书》《礼》皆人道设教，惟《易》则以神道设教。”他强调《诗》《书》《礼》等经典都是圣人为了实现教化民众而制定的，以人道的实现为核心目标。与此同时，魏源将《易》从五经体系中抽离出来，特别关注《易》的神学属性，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易》的关注与分析来阐发圣人与天合一的思想，从而为自身经学观的确立提供以天为根本的理论支撑。

圣人因忧患而作《六经》也是圣人德化内涵的一种体现。魏源非常关注社会形势变动对圣人思想的影响，他说：“不乱离，不知太平之难；不疾痛，不知无病之福；故君子于安思危，于治忧乱。”处于圣人位格之下的君子都有居安思危、忧惧治乱的意识，圣人自然对天下秩序的变化十分关心。他认为圣人心怀天下，有“公天下”之心：

治天下之具，其非势、利、名乎！井田，利乎；封建，势乎；学校，名乎！圣人以其势、利、名公天下，身忧天下之忧而无天下之乐，故褰裳去之，而樽俎揖让兴焉。

治理天下具体来说是要协调解决势、利、名三事，井田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民众维持生存的基本保障，分封建制的层级式管理制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政策与主体趋向，而学校则是引导人们形成对各种事物有一共同认知与固定指称的主要部门，圣人就是要解决对民众生存、生活的种种忧惧与关切，引导人们生活在一定的规则与稳定的秩序之中。而在具体解决忧惧的做法上，魏源认为“夫圣人之贵人心，崇民智，其至矣！”圣人就是通过教与化的方式改变世人的固执与愚鲁，其意在关注人心、发展民智。魏源认为圣人多以德化方式来完成，他说：

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有教而无化，无以格顽；有化而无教，无以格愚。圣人在上，以诗、书教民，以礼乐化民；圣人在下，以无体之礼、无声之乐化民。

可以看到，这种德化的方式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圣人通过《诗》《书》等经典教导民众，通过完备的礼乐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是圣人从教导的层面施行的，是一种外在的认知，即“以言相感”；另一方面，圣人还强调引导人们遵行各种礼仪规定和音乐的熏陶，这是希望人们从内心的体会上有所提升，是一种内在的改变，即“以神相感”。

魏源不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论说圣人与经典的经世情怀，他还常以周孔为例展开论述。在《学校应增祀先圣周公议》一文中，魏源提出“考学校所崇《五经》《易》《诗》《书》《礼》，皆原本于周公而述定于孔子。”他将五经的著作权归于周公，这是与自汉儒以来孔子作经说不同之处，承继周公思想、述定五经成为孔子的主要功绩。他还在不同文章中推崇周孔，如“惟周公、仲尼，内圣外王，以道兼艺，立师儒之大宗”“以师道兼治道者，惟周公、孔子而已”。“内圣外王”是先秦儒家思想与政治接轨的核心理论，而师道与治道的结合也是儒者治政的一个重要体现。可以看到，魏源有明确推崇周公的思想倾向，他身上他以尊崇周孔的方式提出对他们与实际政治相结合的思想理论的重新诠释，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其经世思想，故而此篇《学校应增祀先圣周公议》就是他上书朝廷，希望列周公为先圣入祀学校。

二、承继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以经术为治术”

魏源经学观的经世倾向不只是对圣人经世关怀的继承，而且在溯源上将经学的经世倾向与圣人思想联系起来。在对经学的认知上，魏源注重发掘六经的治政内涵：

《六经》自《易》《礼》《春秋》，姬、孔制作外，《诗》则纂辑当时有韵之文也；《书》则纂辑当时制诰章奏载记之文也；《礼记》则纂辑学士大夫考证论议之文也；网罗放矢，纂述旧闻，以昭代为宪章，而监二代之文献。

六经之中，《易》《礼》《春秋》是周公和孔子撰写述定的，自然包括了自身思想与他们对西周和春秋时期社会政治、思想发展变化的一些看法，而《诗》是周王室收集、采编宗庙祭祀之文和民间献诗而成，孔子亦有所删定，《诗》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论辩中凸显其致用性。《书》作为辑录官方诏诰奏议之书，既是记载当时官方治政措施的重要史料，也是后世研究、借鉴周代政治原则的核心文本。六经就是通过梳理旧闻、考察诸说逐步形成的，其实用性就体现在作为规范指导治政以及保存先代文献上。这一关注经学治政的经世思想也是一种复古取向，故而他言：

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魏源倡言复古的核心研究对象是经典，他为复古治学目标搭建了系统的层级，首先从训诂小学入手，了解经典中的文字本义，探究东汉时期完备的政治治理制度与典章，再由对东汉典章制度的考辨上升到对西汉今文经学中微言大义的体会，将经学政治发生、变化的方法、原则、背景等统合起来。魏源说“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他认为经学复古的最终目标是应对现实政局的变化，实现以古开新，经世致用。

魏源之所以关注经典的治政内涵，也与明清时期的经世学风相关。明清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力主崇实致用，在反思流于空疏的理学末流基础上提倡以学术经世，希望通过对以往政治经验的总结为现实决策提供参考。“到嘉道时期，汉学末流的烦琐学风走向极弊，学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对学术的转向提出了要求。”魏源的经世思想是继承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思想传统，并对乾嘉汉学专于训诂而致烦琐这一趋向的反思与纠正，他视经典中的方法原则为治世之术：

曷谓道之器？曰“礼乐”；曷谓道之断？曰“兵刑”；曷谓道之资？曰“食货”。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国贡之王朝，谓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

魏源将“道”发散为礼乐、兵刑、食货等，以道为原则处理各种事情就称之为治，经典就是将承载道的治理之策付诸笔端，帮助后人治世。国家治政的主要施行者是士人，而对士人的要求就是通经，既以经典修养自身德性，又以此指导为政之事。具体而言，就是视“以经术为治术”为主要治政原则，将《周易》《春秋》《礼》《乐》《诗》等经典用于决断、教化、谏议等政治实践中，此即魏源在治政中贯彻经学传统中“通经致用”的思想主旨。

对明清之际经世思想的继承，也体现在魏源经学观中崇实忧世的现实关怀上。在对经典与圣人的进一步理解上，魏源提出“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圣人强调义利相分，又懂得因人而教，且不论是名教还是美利，皆是从现实能否有所得来论，这些治理、引导之方皆有经典承载。同时，他提出“事必本夫心”“法必本于人”“今必本夫古”“物必本夫我”的说法，在物我关系、今古关系的辨析中确立了人的主体性，由此他提出“圣人恶似是而非之人，国家忌似是而非之论。”的崇实思想。而在对传统经学致用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中，魏源力主“王道经世”，认为治政的根本在于经世，加之他秉持“人必有终身之忧，而后能有不改之乐”这一忧世原则，故而他尤为注重以经学来经世治政。

三、贯通兼采中西的经世需求：“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以经学来实现其经世目标，同时他也在中西文化冲突、交汇的晚清时期以经学的兼通思想处理外来文化对传统观念的冲击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更加凸显的矛盾。

魏源首先强调了自身今古相异的历史观以及富强为主的经世目的。在对古今历史的认知中，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天、地、人、物古今皆有不同，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在更化，历史是不断变革发展的。前文言魏源提倡复古，意在保留传统经学治政体系的前提下发挥经学的经世作用，而在应对现实诸多问题时，他认为还应该致力于变古因革。魏源的变革开新思想强调“变易”，认为既然古今不同，自然在治政时“必因时而当变”，不拘泥于古今沿革留存的所谓不变之理，一切目的在于经世，故而他说：“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不论是一味遵从古代的社会规范来要求当代人遵守，还是单纯从如今的视角来评说古代所发生事情的是非功过，都是片面的，不仅影响人们学习固有知识经验，也影响治政开新。可以看到，魏源在今古变革的历史发展论中，强调以“为治”“语学”作为重要目标，他追求的是现实的功用，故而在治政中尤为关注国家的富强之策，他说：“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若要实现王道政治，那么国家富强就是必须实现的重要目标。欲实现“富强之王道”是魏源忧患家国思想的体现，由此，他强调“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这种做事务求实用的思想引导其逐步形成其贯通兼采中西的经世观念。

正因治政务求实用，加上明清之际一大批学者已经有过相当多的经世、师夷思考，魏源最终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其精练准确的经世思想纲领，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在《海国图志叙》中对成书之旨进行了阐述：

《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何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何以异于昔人海国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提出“以夷攻夷”，既是在兼通的思想基调上对晚清中西文化交汇时期如何处理两种不同文化进行了回应，也是充分发挥传统经学致用、经世的思想特征，以实用为目的了解西方。而在历陈成书所据时，不论是搜集历代史志、岛志及他人译著，还是增改群书并在博览之后发挥之，魏源秉承治经为学的兼通思想，努力做到了“钩稽贯串，创榛辟莽”，且在求实的基础上尽量追求“以夷论夷”，即尽量做到从西方视角剖析西方地理知识与科学技术，力求使国民在更大程度上对西方世界有所认知。可以看到，这种“师夷”观念是对传统治政思想的一种变革，他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认为治政之要在于不断根据社会情形的变化革新治理策略，将变革与治政联系起来，认为越是进行变革与开新，越能使国家得到更好治理，故而魏源敢于突破传统经学、理学的藩篱，汇通中西思想。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目的在于经世济民。西方列强在这一时期凭借坚船利炮称霸海上，魏源通过各类统计数据分析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和地理等事项，由此认识到海运对国家经济、军事和民生都非常重要，故而他强调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首重发展海运，认为“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同时，他在了解西方之所以强于中国的原因后，提出“师夷”之要在于发展民族工业、发展金融业、发展“互市”的对外贸易、促进国内商业发展，并注重以新式教育培养人才。魏源认识到应该以西方之学来经世，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与制度。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国家富强的关键在于能否革除国人心中的积患，使国人自强。他在《海国图志叙》中借明臣之言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要解除西方列强对我们的威胁，首先要摆正心态，既不能一味故步自封、自视甚高，藐视西方诸国，也不能过分自贬，乃至完全失去与西方各国交流、竞争的信心。故而魏源治政思想的着眼点仍在教化民众，希望通过对西方诸多观念、器物的介绍促进民众思想观念的更化，而非只为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其贯通兼采中西的思想仍然是以经世为核心目的。

应该看到，魏源经世思想更多来源于对清代今文学家经世思想的继承以及嘉道时期严峻的社会形势所迫，他对经学系统内部圣人作经的经世关怀以及以经学治政的经世思想极为关注，但主要是提取经学中的部分核心观念来处理现实社会政治问题，而非在今文经学经世致用的理论框架下解读、处理现实问题，实际上是对传统经学治政思想的一种割裂与破除。魏源的经学观旨在提取传统经学系统中通学、致用的学说趋向，倡言以学术经世，试图在变革中阐发自身学治相合的治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