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源经世思想使然而“以经术为 治术” ， 从35岁闻法结缘及至晚年闻思修证而悟旨归， 转禅修净赋归净土， 晚清中 国大时代背景深刻影响他的价值观判断与价值观选择。 当 预警性进言献策而经世思想受阻， 智慧心促成他年界六十即皈依受戒， 笃信佛教深研佛法， 探寻以佛法结合经世思想之道， 以延续救国强国图存思想实践， 救度万民离苦得乐。 尊崇正信佛教修证， 是魏源觉知入世精神且融汇了晚清经世理念和客观科学追求的结果， 兀显出世倾向的选择， 并非我执者所臆断妄言魏源厌世、出家。 佛教无有避世存在与 厌世消 极的思想。 故而说魏源智慧心所缘， 一生与人为善、 布施救度所为体现出他的认知 、 践行六度的价值观选择， 是家教与佛法认知融汇之慈悲心智所显， 得以专净而证的因缘具足， 依佛陀所教导八正道而修习正法， 作为士大夫的魏源以佛教正念诚心研学佛法、 修行而能适时断舍离， 彰显出无我经世而治思想、 积极向上慈悲喜舍法要， 影响后来学者修习佛法， 是对汉传佛教的贡献。

关键词： 经世无我； 闻思修证； 悲智；判断选择；净土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 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也给了晚清中国思想家魏源以莫大震撼。 对1828年始深入接触佛法佛学及至后来科场坎坷、 官场失意的他来说， 价值观判断与价值观选择都受影响。 魏源素“以经术为治术”他“倡导经世实学，开辟学术经世的新道路” ，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形势所造就的“经世社会思潮的复兴” ， 促进中国传统思想的向前发展与顺然转型的潜在良机的缘起。 尘凡审度、 经世预警性“睁眼看世界” ， 以般若智慧转禅修净宣扬佛教思想等， 反映了魏源积极的闻思修证佛教思想实际种种。

一、魏源闻修佛法与价值观判断选择

魏源一生师友数以百计， 他既忧国忧民、 革新除弊又探寻救国救民， 符合客观实际与体现价值观； 家风家训等感情思维， 促使魏源深研佛教并且以经世佛学存世。 这都影响了魏源的价值观判断及其价值观选择。

道光八年（1828）的魏源善缘具足深入接触佛法佛学， 拜会钱伊庵居士等。 《魏源全集》见有记载：“戊子， 游浙江杭州， 晤钱伊庵居士东甫， 从闻释典， 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 博览经藏。 延曦润、 慈峰两法师， 讲《楞严》《法华》诸大乘。 ” 钱伊庵居士是当时杭州城有名的佛弟子， 深研且奉行彻悟禅师的书作， 具有教、 律、 禅、 净四门学问的俗世高人。 魏源慕名到访， 一为请益佛典与佛教教义诀要， 二为请益出世的具体关要等种种， 三为禅理修习问题——魏源如一众士大夫们深爱禅理而起先追逐禅宗的修习。 经由钱居士引 荐， 魏源与彼时南屏山下东园寺住持曦润法师与慈峰法师结了 善缘， 并聆听法师开讲《楞严经》 《法华经》等。 后来在他任高邮知州时， 延请曦润法师前往高邮弘法布道、 宣讲净土法门等， 尤见他的理性思维。 由此起始， 魏源的治学与官场事宜、 尘俗个事都有佛教思想的影响与体现。 曦润法师与他开讲《妙法莲华经》 ， 好禅理的魏源获益匪浅， “（常好坐禅）在于闲处， 修摄其心， 安住不动， 如须弥山 ”。同年， 魏源在捐官中书舍人后到访北京红螺寺， 向净土宗高僧释瑞安法师问法。 魏源得比丘教导而听闻正法， 同时善缘所俱得以对佛教典籍有了较为系统的认知， 在法师的引导下予以一定程度的研讨， 在心性方面的获益、 人生归宿的深入理解， 对他日后潜心研习净土法门的影响极大。 这个时候的魏源接触佛学——侧重于禅学， 参访高僧大德而了知部分佛教义理， 在广泛传播经世致用思想的同时努力学习佛学， 以经世佛学并存于自身的学术、 思想、 人生与政务等各方面；实则是中国士大夫惯常思维做法。 他以诗而告知引 领他走上佛学之路的钱伊庵居士。 “ 用 世贵形胜， 遁世宜深谷。 … 一笑上吴山 ， 豁我海天目 。 誓回 屠龙枝， 甘做亡羊即如向补。 行当返茂苑， 不获亲芳杜” 。钱居士汇报一个来月的佛学学习成果。

但是魏源的这个时期的求知参学， 还处于梁启超先生所讲的晚清佛学研究的“哲学研究” 。 他并没有皈依三宝而非佛弟子， 属于佛教信缘众， 所以“强烈的入世志向促使他投身于他的同乡前辈陶澍所领导的弊政改革之中， 脑海中时而闪过的禅悟不过是思想。 因此上， 魏源虽有之流中小小的浪花”羡慕遁世的意识流露， 实则他更多的是愿望借势而起， 是强烈的用世渴望， 再不济也渴望与博学鸿儒结缘。 魏源是在年届六十之际才毅然皈依三宝， 受在家菩萨戒， 从而继续自我勤勉， 效菩萨行发菩提心而行菩萨道，而非随波逐流抑或趋避俗世的“逃避” 心理影响。 他在余生之年不遗余力辑录《净土四经》 ， 并且著文宣扬、 引 导民众修习净土法门等。 这是他作为正信佛弟子的本分与智慧并存。

随着鸦片战争后的晚清中国内忧外患严重程度更加扩大， 魏源已觉知必定需要新思路新方法才有可能救国图存、 救万众于国难与苦忧当中。 魏源比他的后辈康有为更早的敏锐觉知“西人治国有法度， 不得以古旧之。 此时的晚清中国被迫加入世夷狄视之”界新秩序中 ， 但是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独立大一统的国家开始进入被瓜分后的残缺不全的状态。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实时被西方列强极大限度的限制而名不副实。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与地方军政势力的迅速崛起， 内外夹击的形势事实存在， 清廷的中央集权已经被完全弱化。 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 魏源的寻求中国出路思想与实践行为， 他的价值观判断及其价值观选择， 具有士大夫代表性，也是极具时代特性的。

多舛命运给了魏源以随时的警醒， 感悟红尘俗世的纷繁杂染， 以般若慧眼看世界。而这缘于魏源自小所受的教育与家风塑造等。 魏氏家族素来注重家风传承与崇尚读书亦尊师重教， 家族私塾就是魏源的良好读书环境， 故而读书出仕是必然选择。 他一生与林则徐、 陶澍、 贺长龄等大员要员关系密切， 即是幕主又是忘年交， 从林则徐的《四洲志》而获益并推出了巨著《海国图志》 ，成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 而家族的经济实力与家教严谨、 章法得当， 给了他强有力的保障。 父辈们的官位不高， 可是家风使然的乐善好施、 关心民众疾苦， 做善事，不造恶不作业， 深刻影响了魏源的思想、 德行、 品行。 而入岳麓书院求知， 理学及湘学（湖湘文化）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 湘学的推崇理学、 强调突出经世致用、 提倡躬行实践的特性， 给魏源终生践行的追求， 并且在成为佛弟子之后试图探寻经世佛学与经世致用的有效结合， 为国家、 民族及至普罗大众谋求出 路， 促使魏源作出 理性的价值观选择， 是魏源经世致用思想萌生的发端， “从此芒鞋踏九州”。

二、经世致用与经世佛学之和合

如何借助佛教的力量结合经世策略来挽救晚清中国与度脱民众， 是魏源试图以佛教精神来达成救世救国的所愿， 是实践性的也是理想化的。 而转禅修净的选择是魏源祈愿人们能够正视生老病死苦的切身利益问题， 积极面对社会事实与自身情状， 说善德语、 做善事也明辨善恶， 安住色身、 安住己心而能更好的进行现实社会具体实践， 如孝亲护幼、睦邻友好、 和睦家庭与安住己身而后能够报国图强。 因此， 魏源的这种政治诉求、 佛教思想意识， 尤其整体性魏源佛教思想， 如若简单化地视为“信佛” “厌世” ， 主观认定是魏源思想上的不理性退却 ， 进而口诛笔伐， 即是世人的造业作业。 这其中， 实则就是人、 家、 国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里所包容的是人——中国人、 家——中国家庭、国——中国这一国家， 中国人创造了中国这个国家， 中国这个国家的风土及文化滋润也培育了中国人——各地风土培育了各自所在地的中国人。 “这种国家， 乃由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理想所产生。”

虽说苦心孤诣的魏源因为朝廷腐败而平生抱负化为幻影， 但是智慧的他闻得正法所要， 致心修持而对治杂染熏染、 烦恼心生。佛经有讲： “若善男子、 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 至心听闻、 受持、 读诵、 精勤修学、 如理思惟、 书写、 解说、 广令流布， 我等常随恭敬守护， 不令一切灾横侵恼。 ” 对于魏源这个佛弟子而言， 他明晓杂染不生、烦恼不起， 嗔恨心不生、 唯有智慧力可以给他以客观审慎、 让他反思。 魏源以他进步的史学思想， 充分自 证经世主张； 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时， 却又与时俱进。 是故魏源追求的经世致用与经世佛学合而所用， 是由于佛教的普度众生脱离苦海、 度脱众生往生净土的信仰追求， 与儒家的“ 治国 平天下” 愿望， 二者异曲同工。 佛法广流、 诸法无我而诸行无常， 恰是变革思想所需求的实质 体现， 所以魏源吸收的是佛教具有哲理性的义理， 如心所、 般若性空、 虚空等。 他探寻的是以佛学济儒学， “使之服从于儒家经国济世的终极追求的原则” ， 而且“并不意味着其世界观、 人生观的主导方面是消极厌世的， 相反， 佛学禅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他的经世思想和哲学思想”。

这是魏源以经世之道而信仰佛教、 研习佛学， 虔诚修习佛法， 并且予以宣扬、 倡导世人修习净土法门的目的所在。 魏源论述道： “夫王道经世， 佛道出世， 滞迹者见为异，圆机者见为同。”

由此当可推定魏源是以儒家的经世思想积极入世， 同时又以佛教的出世这一世界观入世救度众生。 他效仿出世僧众了脱生死、自 利利他， 推崇永明延寿大师倡导与云栖祩宏大师信持延续的“禅净兼修” 来修净土法门。 进而向善行善、 善举善道的同时， 奉行强调善恶宣讲、 强调伦理道德树立的净土法要。 源于时代背景、 国际形势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 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消极影响的存在、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而世人主观性而谈魏源“遁世” “厌世” 的消极思想， 即就是分别忆想。

魏源所做的这一切给了他的后来者以影响启发， 尤其如梁启超、 谭嗣同与章太炎等这些近代的进步思想家们。 正是因了魏源预警性地警醒世人， 晚清朝廷的极端腐朽、 官员的极端腐败与社会现实处于极端黑暗、 消极，他们能够客观平视，推崇一种新佛学并且影响佛学。 他们把新佛学作为及“近代中国变革社会、 救亡图存的理论武器和精神力量之一”。

三、基于社会现象与政治因素之修证

晚清中国社会从道光、 咸丰年间就已经屡遭丧乱而积重难返， 社会恶劣状况尤甚，人们产生了厌世、 逃避思想， 生出来种种如梁启 超先生所言的“ 种种烦懑悲哀” 而且“稍有根器者， 则必遁逃而入于佛”们追求偏于一隅求得心安同时可以立命的去处。 故而， 学佛在这一时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中国佛教在这个时期沿袭了前清以降佛学衰微，人们的心理诉求与对佛教的了解不足， 兼之神道佛教、 迷信佛教的杂染纷陈；甚至后期的蒋方震有“新佛教”是中国“新机运”的论调。

由于晚清时期的佛教经典流通非常广泛， 愿望求而学习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此研究佛经日益增多， 既有以哲学方向予以研究的， 也有纯粹以佛教信仰作研究的。 此中， 龚自 珍与魏源都是晚年皈依三宝而且受了在家菩萨戒， 龚的佛学知识来源于彭绍升居士。 而法名 承贯的魏源洞察五浊恶世种种， 醉心于净土法门， 并不与龚自珍一样旨在研习、 解读《法华经》 。 他们二人是晚清“今文学家” ， 而且今文学家治学上多有兼顾佛学研究。 魏源著有《无量寿经会译》 、辑录《净土四经》 。 魏源辑录《净土四经》的目 的还在于弘扬正法、 引导人们信奉正信佛教， 纠偏人们的忆想分别， 不以戏论修习佛法， 倡导社会上信仰佛教者做个正信居士。 这是魏源参悟的佛教旨归而进益的实质影响。 所以说， 彼时在那种五浊恶世社会情态下， 人们学佛——即使精英阶层的学者学佛——真正投以积极态度、 积极精神的是少之又少。 学佛学者中， 魏源之后有杨文会，有梁启超先生认为“谭嗣同外， 殆未易一二见焉”。魏源以“本我” 在学术上及佛教

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不但佛教思想影响启发后来者， 而且他的《净土四经》 为日后杨文会重新刊刻提供了 原刻蓝本， 并在《重刊净土四经跋》 中点明了“此本为邵阳魏公默深所辑” 。 而且魏源也以“超我”之外化表现出来必然的忧患意识， 入佛门业已见“超我”之显——无我相种种。

晚清时期的士大夫入世与出世， 是特定环境下的双重角色冲突， 如孟子语“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 是身于互补的进退之道空间。 “中国士大夫的抑进抑退， 并非是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功能转换， 只不过意味着单向性的角色认同或取舍而已。 ” 魏源这种政治与学术兼而有之的双重社会角色，是从传统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担当， 本来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成熟的标志性印记， 然而皇廷无人赏识抑或赏识不了。 “文人的舆论在崇高实力的中国历来被统治者视作可有可无的‘开明’ 点缀， 知识分子们虽然一再努力尝试在政治外围 组建‘ 压力团体’ 或者 ‘舆论参政’ ， 但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却饱受挫折。”

因此上， 对于魏源， 无需否认被罢官等这些变故与失意， 在一定时间内与一定程度上给他造成困扰和伤害。 可是， 对于一个接触佛教思想多年的思想家来说， 调伏身心、 六度修习 、 以戒定慧三学对治贪嗔痴三毒， 以慈、 悲、 喜、 舍四 无量心的智 慧对治财、色、 名、 食、 睡五欲等， 魏源是明了断舍离真谛的， 尤其佛陀教导的苦与苦的止息之道。 闻法于先的他悉知《金刚经》 中佛陀所教导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寿者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不应住色生心， 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 应生无历经劫难的魏源认知到了经世所住心” 。致用与变革社会的“此路不通” ， 他即变通自 我， 果断皈依三宝， 寻求佛法救度救护之道， 是他智慧力的体现。 这恰是魏源的理性思维判断， 是他的价值观判断及其晚年的价值观选择——深研佛典、 潜心修行以济世救度。 当遭遇罢官、 科场坎坷却又矢志不渝的为朝廷进言献策， 实是作为封建社会士大夫的魏源读书明理， 极其敏感国家命运、 社会局势的。 遭遇国家空前危机、 面临巨大挑战之时， 魏源所思所想的是自 己能够有所进献可行与去除有悖于现实的不可行， 从而有着救亡图存思想与主张， 振作民族精神， 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也符合皈依受戒后魏源的修行而悟断舍离， 体现了佛教无我思想。

四、魏源闻思修证与六度践行

世人对魏源的皈依三宝有着妄言臆测，有人著书说魏源“遁入空门”“出家” 。 然而， 魏源就是俗家人， 一个受了在家菩萨戒的正信佛弟子。 虽然魏源的具体皈依时日 、具体寺院与皈依师是谁都不得而知， 从现有文献资料包括魏源年谱， 都没有找到如实的记载， 不得不说是遗憾。 这就给了世人臆断妄议的机会。 如《魏源传》第八章“第三节遁入空门皈依净业” 中就这么说： “他是否打静坐、 傍青灯、 念佛经、 做日 课、 修功德， 不得而知。 ” 同一处是这样说：“ 也许， 他真的‘入定’ 了。 ” 又说：“由于出家晚， 修持功力不够， 魏源有融汇诸宗的想法， 却没有融汇诸宗的实绩。 ” 然而， 查阅《魏源全集》 ， 并没有关于魏源出家一说，也没有看到相关记述指出“魏源有融汇诸宗的想法” 。 在此需要指出， “打静坐” 应为 “打坐” “坐香” ， “做日 课” 应是“早晚课” ， 而入得寺院常住不管出家在家都是一心修行、 了脱生死为个人最主要之事， 功德不在于“修” 在于福报资粮累积而来， 诵经念佛是必要的课诵二科。 自古寺院不养闲人， 在寺一日劳作一日各司其职， 入得寺院身份只有二种， 即出家人、 在家人， 并不会因为他是魏源就得另眼相待。 至于魏源的诗句“ 扫地焚香坐， 心与香具灰。 沈沈寂寥中， 冥冥雨花来” ， 实是魏源明确而言他“扫地” ——出坡劳作。 此其一。 其二， “心与香具灰” 的“灰” 并非指心灰意冷， 而是所指 “火过为灰” ， 他之前在俗世的种种杂染经过， 在寺修行悟道而心已安住， 诸般心中杂染一如香灰般尘埃落定， 官场失意等等不快的他心已释然 ， 所以才能安然地 “ 焚香坐” ——他在寮房打坐或是说出坡后他随师父们入禅堂坐香了 ， 而且有了 “ 沈沈寂寥中 ” 的入静情状——坐香时会有的初期情状， 他的心境与脑海里是寂寥安然境别， 但是却非入定， 因为禅定功夫并非一时之功所能做到的。 而魏源有了雨花来的觉照， 西方极乐世界的缤纷花雨飘坠而下， 这是说魏源的自我观想而出现的幻象， 即如《金刚经》点明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 魏源彼时处于“ 冥冥” 当 中 ， 他是观想而见。 人生八苦、 生老病死都是逃不了的十二因 缘法所缘， 魏源居士闻思修中自 然深谙个中三昧，诗文寄托情思也就是调伏身心、 自我情绪管理能力的体现， 焉能一修行就有所悟、 就能证悟菩提及至证悟涅槃呢。 佛教素来讲的未证果位都是凡夫， 就是说闻思修证是个漫长过程， 而修行是非常苦的事情， 安心不住、放落不下与舍弃不断，怎能有所觉知。

如果仅凭魏源在寺院常住时的生活描述诗言就主观认定他是厌世出家、 他是逃避社会现实的人， 臆断魏源在东园寺静修， 不乐意接见学生、 友人， 这是妄语， 极其荒谬。信仰佛教抑或披剃出家不等同于厌世。 文献即有记述道： “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 ，魏源六十三岁 。 在高邮病中 辑录《 净土四经》 及所作《净土四经总叙》 《无量寿经会译叙》 等寄与友人周 诒朴， 并嘱托刊刻流布。 游杭州， 暂住僧舍。 ‘闭目澄心， 危坐如山 ， 客至亦不纳。 即门生至戚， 接二三语， 便寂对若忘。 ’ ” 首先， 世上从来无有以厌世为教来成就教团的， 佛陀所创立的佛教以反对古印度婆罗门种姓制度等， 并非藉以厌世、 消极而创立僧团来弘传佛法。 佛陀菩提树下证悟涅槃转法轮而宣讲四圣谛， 也要入世说法整整49年时间直到他在双桫椤树间寂灭涅槃。 “安住涅槃， 不必定要抛离尘俗。 ” 故此， 对于一介凡夫俗子的魏源居士来说， 借以一切境别、 介质 而宣扬净土一门， 是智慧所缘。 再者， 佛陀创立的佛教是以合乎理智的教说、 是佛的教法， 目的在于开始引 导人转迷开悟， 以实现净化社会、 超越阶级与种族之理想为特色， 并且有广泛信仰的同时经由信仰者积极、 努力传播着， 薪传至今2500多年 ， 并非 “ 消极的诅咒人生” 、 是信缘众心愿“自 己别有一个最高理。 魏源的这想的生活， 积极的闯上前去”种情状， 是他平生就喜欢的独处、 默想与觉照使然， 并不是他皈依受戒后拒人千里之外的缘故， 而且其时的魏源身体健康已经大不如以往， 长时间接待陪伴到访宾客实在勉为其难了。 魏耆记述道： “自归不与人事， 惟手订生平著述， 终日静坐， 户不闻声。 ”又，“呜呼！ 府君生平寡言笑， 鲜嗜欲。 虽严寒酷暑， 手不释卷， 至友晤谈， 不过数刻， 即伏案吟哦。 舟中铅黄不去手。 ” 尤其以下这一记述， 证明魏源其实就是性情中人。 “ 故听政之暇， 以典籍自娱， 不事苛察。 与客接， 无多言； 有问学者， 则反复譬;导， 娓娓不倦。 ” 坎坷经历使得魏源受尽磨砺， 而且阻碍不断。 而这些反倒是促进魏源积极闻思修， 人生遭遇激发他内心强大的报国凝聚力集聚， 不致于沉沦不拔。 后期的魏源常住寺院， 自是他的因缘际会， 善缘具足的结果。

魏源所住所在不过就是“相” 。 魏源皈依三宝， 追求证悟涅槃这一修行境界， 是他实修实证的必然趋势， 因为了脱生死、 证悟涅槃是每一个佛弟子都追求的也是必然要走的正道。 首要在于勤修六波罗蜜， 布施救度又是此中的基础要素。 正是有着曦润法师他们的教导影响， 本有着为善善举的家教影响， 魏源的善业功德化在平日里的点点滴滴， 即 使为官任上也体恤他人， 慈悲心体现、 布施救度众生。 魏源一生做善事不计其数， 善政施行涉及的范围有改建书院、 储卷籍、 置义冢、 设义学、 整饬育婴堂、 恤嫠会， 还有传种牛痘、 兴水利、 培地脉等， 这是他为官清廉、 爱民如子的体现， 也是六度的具体表现。 魏源有讲： “ 称有无， 无所吝， 虽奴隶如其欲。 受人托， 必竭力践言。 族之贫乏者， 依时周恤， 未尝以在远见遗。 故解组后， 书籍外， 无余财。 ” 对于诉讼等事宜的态度， 魏源这样说： “听讼欲不屈人， 非圣贤弗能。 一人涉讼， 合室倒悬， 日 羁月絷， 即屈申枉直， 家业已荡尽矣。 故结讼宜速， 但不皂白倒置， 纵小不尽意， 民得早归， 各治生业， 全者众矣。 ” 甚至于对待囚犯，魏源的见识与做法令人慨叹。

五、魏源赋归净土

魏源是一个具有般若思想的智慧者， 从他客观理智与具备的科学观看， 可以窥见魏源佛教思想是以客观正当的价值观判断作出的价值选择， 以净土法门修习并且予以一定程度上的宣扬， 内观外修而证， 增益他的所能。 这是佛教般若观等各种修行之“观” 的着力所要， 即摄受散乱的自 心之定观、 直观觉照尘俗间的一切物事与事理等的慧观， 是修行人必要经历的以直观觉照一切名法、 色法——物质为名法而精神现象为色法， 既有无常、 八苦又有无我等直观觉照的本质 体悟， 其中名法的基本就是心与心所。 如若有口无心假修行， 或是借修行之名所行有悖佛律事宜， 魏源指出“口持洪名， 心悬世乐，欲其竟出三界也， 不亦难哉”！而佛教强调心的调伏， 心是最难的一“观” ， 所以智慧力的具备抑或是否智慧者， 可以决定一个修行人的佛学修为与反映佛法修持度， 能证什么抑或证得什么， 而对一切世间相能够作出正当的价值判断， 并且因此而精进向上。魏源正是具备了智慧力以慧心行他所为， 观察尘凡世相， 是他深谙无常之理。 曾经的世俗杂染——如仕途期望、 学术追寻、 忠君报国等经世致用诸般——随着佛法修习的深入而日益淡化， 不再完全被这种杂染烦忧所缠绕， 他通过修行作出正确价值观判断来进行价值观选择。 作为经学思想家， 魏源自 然明了高纯妙乐的佛法境界的彼方， 继续向上寻求从而能臻达“无我” 。 魏源的坚定意志修养是打小所历练的， 后期的他皈依佛门再增益这方面的修持， 是用了佛家的修行法门来予以实践而证， 所以他于般若波罗蜜多 ， “至心听闻、 受持、 读诵、 精勤修学、 如理思惟、 书写、 解说、 广令流布， 获如是等功德胜利” 。

选择皈依三宝而修行， 是魏源觉知现实社会作出的愿望选择， 是从他的内心世界所缘而生的自 我提升、 自 我觉悟的愿力， 他信仰佛教也起信不疑， 虔诚而修。 这是一个正信居士必要具备的佛教信仰态度， 一种基本信念。 而终得指归， 需要历经慧解脱、 心解脱， 也就是智识与情意两个方面的彻底解放， 经修习六波罗蜜成就慈悲心， 尽形寿恒持八正道， 亲近善知识修习 正法与实践正法， 以证菩提——证悟涅槃。 佛说： “……由深般若波罗蜜多增上威力调伏身心， 令其远离贪、 恚， 痴等随眠、 缠结。 ” 因而， 在魏源的证悟之途上有三点体现。 一则破除我执我慢、 破除戏论以利于佛教认知观的培育与意志力的控制。 因为众生无明皆是我执所缘， 如不破除而消弭， 知见也就仍然伴随而误导应有的客观价值判断， 那么也就无从谈起利于众生离苦得乐的价值观选择， 而魏源正是深谙个中三昧而摈弃顽迷， 勤修戒定慧三漏学， 以此增益意志的修养。 二则佛教的调御意志、 调服身心并非抑制、 杜绝身心活动， 如槁木、 死灰。 大凡尘俗的凡夫都被眼前各种欲望所束缚， 谈及远见与智慧的体现， 那就需要效仿佛陀以明确的大目 标——或言大欲——来教导人以八正道努力勇猛精进同时尽形寿不退转， 而且需要面对问题不退避， 积极予以针对性对治， 是积极向上的磨砺也是激励精进的道途， 显然不是厌世与消极的。 魏源以明智、 敏锐感知修习佛教义理， 虔诚研习净土一门， 是他的认知与智慧并存的缘故。 三则魏源打小所受的家庭教育， 对他成年后为官一任的慈悲喜舍智慧所为， 尤其皈依三宝之后的慈悲心智成熟， 是他践行“万法以慈悲为本” 的慈悲观， 效仿菩萨行而行菩萨道的正信居士体现——慈悲心与智慧心俱在。 他能与人同喜、 与人同忧而感同身受， 认知也觉悟到了佛陀所教导的破除假我以求无我， 以纯洁的爱人之心最大化而宣 扬净土法门 。 魏源辑录《净土四经》，就是一个介质载体存在。

虽然往生净土， 是有着信、 愿的佛弟子的祈愿同时凭借佛力加持之下达成所愿的人生终极目标， 是每一个佛弟子必然要面对的了脱生死的问题， 而魏源确实也是在他往生前一刻就了知自己的归宿， 所以沐浴更衣、对侄子交代后事， 他往生的刹那也就安坐而溘然长逝。 从这一点看， 魏源在皈依后虔诚念佛、 虔诚修持所证， 绝非世人的胡诌妄言。 魏源的宏愿是以净土一门的宣扬来救度顽迷的大众， 探出 行之有效的方法卫国强军——藉《海国图志》 进言献策建设并且强化中国海军， 以利于强国图存而走出一条晚清中国复燃而起的路子， 以他辩证的价值观判断建言晚清朝廷进行正当的价值观选择。从中反映了魏源的“无我” 佛教思想， 是封建社会士大夫必然的价值观选择——死忠思想的宣誓。 魏源亲眼目 睹的是朝野上下我执我见、 执念于“我” 的种种， 有着贪悭、 嫉妒、 怨毒、 欺诈、 贼害与斗争诸般而在的腐败现象， 贪着难离、 我爱沉迷却又贡高我慢、 嗔恨心生， 总是他人的意识活动过程上的类聚之蕴， 这是熟谙经世致用思想的魏源所了知的与儒家兼爱思想相悖的。 因此魏源智慧心生而明辨是非， 所证虽然未臻“三解脱门善巧方便智慧清净”， 但是他悟到了佛是以“无我” 弘宣佛教的教义核心。 同时他悟到佛所说的众生本由色受想行识五蕴积集而成的色身。 “无我” 并非本有我而主观臆断无有我。 这是佛陀所斥的戏论， 即有说成无、 无说成有。 故此， 魏源平生践行的经世致用 思想及其晚年较成熟的佛教思想体现， 足以证明他体悟无我达到了一定境界，如律如法证悟， 客观体现他的认知、 智慧力所因。 “既已入吾识域而知其存在， 则知其绝不能离吾识而独立， 故佛家之谓此为识所变。”

结语

魏源从1828年（道光八年） 35岁时开始接触佛教， 如来藏种子已在心中 种下、 萌芽， 对佛学感兴趣， 对佛法的深研及至皈依三宝， 是在于他闻思修证中的智慧修养、 意志修养的提升与增益， 是情感修养上的增强。 故此有净土修持的总结而说： “盖入门必次第修而后圆修， 圆莫圆于《普贤行愿品》 ， 故为《华严》之归宿矣。 此天然之次第， 修持之定轨。 故合刊四经， 以广流通，普与含灵， 同跻正觉。 ” 魏源的唯物主义辩证观决定了他以客观实际看待娑婆世界的人、 事， 如寒暑、 祸福、 此消彼长的因缘关系， 恰是佛教慈悲观的客观体现， 明证魏源的修持善法具有代表性， 尤其符合勤修净土法要。 “及之而后知， 履之而后艰， 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 是他“行先后知” 之认识论。 诚然， 魏源期冀通过佛教思想结合自己平生所学所掌握， 和合一直坚持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救国振兴、 度脱民众。 尽管终究未能了却宏愿， 但是他的佛教思想影响启发了后人等， 彰显他正信居士的正当价值观判断，体现出 积极向 上的慈悲观， 是他的价值选择， 唤醒自 身阿赖耶识而转识成智， 能够趣入佛法， 也因此得益而精进、 证悟。 “这种对人生和天人关系的哲学思索， 必然导向对佛教的研究。 ” 因而， 广泛进行魏源思想及其佛教思想探究极有必要。

【作者简介】 刘钦泉， 山 西省介子推文化研究会， 研究员 。 主要研究方向 ： 佛教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