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回籍作家徐少文的长篇小说《魏源》出版很久了。由于各种原因，我过去一直未能静下心来好好看看这部作品。近来终于得闲能认真阅读小说，我觉得收获不少。

这里我说说自己的几点感受。

首先是作者善于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出发来刻画人物，也就是能够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和生活实际对人物进行描写。魏源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三月，逝世于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这段时间正是清朝由盛转衰、迅速没落的时期。乾隆在位时宠信贪腐，好大喜功，奢侈淫逸，耗光了前面几朝积聚下来的家底，清廷已只剩下一副空架子。后几位皇帝即位后，白莲教起义、瑶苗民起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英法合侵等事件相继发生，内忧外患层出不穷，清王朝正一步步走向风雨飘摇、回天无力的穷途末路。这样的社会背景，对魏源思想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作者笔下的魏源，作为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深沉、敏锐，既忧国忧民，又爱国爱民，既愤懑不满、悲观苦闷，又忠君爱君、自觉遵守一切封建道德规范和礼法秩序，既看出了朝廷和社会的衰朽、制度的陈旧、荒唐、不合理，却又不能、也不愿改变它们，只能在无奈与徘徊中空耗自己的生命，始终看不到希望之光，找不到未来之路，最后怀着满腔忧郁和悲愁走到人生的尽头。魏源是当时少有的志士，是令人景仰的伟人，是中国几千年发展进程中挂得上号的中坚与脊梁，但毫无疑问，他命运多舛，生不逢时，身上也有作为封建知识分子难以避免的局限，显得懦怯、守旧，缺乏创新力和发展力，所以从根本上讲，他还是个悲剧人物。在小说中，魏源的这些特点并不是由作者全能地孤立地宜示出来，而是将他置身于时代的大潮中，通过他的行为、言语得到了展现。具体地说，小说主要写了魏源读书应举、与龚定庵、邹汉勋、何绍基等人交往，给陶澍贺长龄林则徐等当幕僚，出任东台、兴化县令，高邮知州，著述《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大量事件和活动，从而表现出了魏源这个人物的独特性和特殊性。作为个性鲜明的“这一个”,魏源是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人物，他不但是南宋以来湖湘文化、岳麓书院文化熏陶的结果，更是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思想文化造就的精华，他心灵上烙下了儒家思想文化深刻的印记。

其次，小说的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显示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创作功底。魏源是清朝中叶的大家，其生活轨迹涉及面广，与当时社会的很多地方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要通过小说创作来反映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一生，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小说对魏源的生平作了整体、全貌式呈现，作者视野开阔、研究面宽、勤于思考、善于吸纳的特长得到了充分展现。在小说中，除了当时一般社会生活和历史风貌外，有些特定领域也得到了反映。

如：(1)科举。一些不学无术、蝇营苟且、投机钻营之徒能轻易高中，而像魏源、龚自珍等具有真才实学、端方正直的读书人却总是秋闹失意、屡屡铩羽而归，可以看出这种选拔制度的荒谬。 (2)政治。像林则徐、魏源等忠良之辈、能力出众的人杰备受压抑、打击、陷害，而穆彰阿、杨以增之类庸官昏官贪官却春风得意，顺风顺水，情形很让人匪夷所思。(3)盐政。盐政作为封建社会重要的财经来源，历代统治者都把它看得很重。可令人诧异的是在一班朝廷蛀虫和盐贩子的勾结操作下，清代的产盐、贩盐、管盐机制早已是弊政丛生，弊端重重，对国家和百姓造成了无穷祸害。(4)治水。自古以来，黄河、淮河及中下游的大小湖泊虽给人们很大方便，但在封建时代，由于统治者重视不够，加之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能够想到运用的治理法子有限，所以这些河流湖泊几乎一到涨水季节就泛滥成灾，给人们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给社会增加了不安定因素。这在小说中得到了突出反映。魏源对治河治湖深有研究，他很有一套对付河湖水害的法子。(5)漕运和海运。漕运是指依托大运河由南方到北方京城的运粮体系，海运是指从江浙一带依托近海到天津卫的运输形式。运河畅通时，元明及清朝前期，漕运一直是各个朝代采用的主要运粮路线。但清中叶以后，由于黄河决堤阻道，运河瘀滞，加之历任漕督管治不力，行船人众消极怠工，漕运已有名无实，名存实亡，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宦们不得不另做打算，别寻海运，以保障京城的粮食与物品供应。但因这牵涉到上上下下不少人的利益，反对势力自是极大。魏源对这两者的好处和不足都有研究，都相当了解，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展示。(6)军事。小说中着重写到了两种战场，描绘了两方面战争。对外，比较全面地写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真实展现了中英之间的冲突，将林则徐、关天培、葛云飞、琦善、裕谦、义律等不同历史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对内，写了太平天国、捻军与清王朝的激战，描绘了各地起义军和统治阶级之间的长久争斗，刻画了咸丰帝、洪秀全、林凤祥、罗大纲、陆建瀛、周天爵、袁甲三等真实可信的形象。在内外交织的各种矛盾中，魏源便穿插其中，与不同人物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其性格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 (7)地理学。小说中因为有较长篇幅是关于战争的，而战争与地形地貌联系紧密，所以作品对中国东南区、尤其是沿海地带的描写比较多；再者就是《海国图志》反映的是各国的自然特点和人文沿革，因此也不可能脱离地理学、舆地学。(8)文学。魏源、龚自珍都是大文学家、大诗人，他们平时作诗作文、论诗论文都很常见；其他人物和他们谈话，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聊起各类文学话题，小说中关于文学的内容安排得不少，这自是理所当然的了。(9)宗教。小说中很多情节涉及到佛教。魏源和佛教可谓有缘，他年轻时好佛礼佛，略微了解过佛教教义：年老时因客观形势逼迫，不得不出家皈依佛教。作者对佛教，无疑是有过一番琢磨和深入研究的。

所以，小说《魏源》不但能给读者以审美快感和审美愉悦，也能让人学到很多知识。它是一部学者型作者所创作的学术型小说。毫无疑问，创作这一部小说，刻画魏源、龚自珍、陶澍、林则徐等诸多人物形象，不作一番扎实的学术研究，没有长期的出众的学识积累，是不可能创作出来的——写这诸多内容，徐少文先生是了不起的！

小说还有一个很突出、很出色的特征，就是精当的取材和严谨的结构。魏源在世有六十多年，一生跨越了几代皇帝，做过的事情很多，接触的人也很多，但他主要经历、影响最大的无非这么几件事：读书应考，当幕僚，短暂当官，著书立说。小说着重在这几件事上做文章，把魏源平凡却充满坎坷、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一生呈现到读者面前：早年，魏源在邵阳金潭老家读书，先后去长沙和京师一带游学可谓一帆风顺，十几岁成为拔贡生，二十几岁参加顺天乡试高中举人；从近三十岁到五十多岁，共计二十几年的漫长岁月，他参加会试屡试不中，为养家糊口，只好给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既为朋友又是官长的朝廷大吏当幕僚，借友人的职位和权柄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五十二岁考中进士后，他依次担任过东台、兴化县令和高邮知州，但六十岁那年即遭革职，后来尽管得以复职，但他一则觉得自己年岁已大，一则对官场心灰意冷，六十一岁即出家修佛，三年后就因病去世了；在漫长的治学和宦游过程中，他始终勤读不辍，著述不辍，创作和编著了《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著作，留给世人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魏源真实的一生比小说所写的要复杂得多，经历了更多艰险和磨难。他年轻时为求学、交友，曾到过湘西、江苏、山西、四川等很多地方， “成一家言”之前，确实已“行万里路”。在入幕两江总督府、两广禁烟钦差大臣府第之前，他还有一段时期在先任直隶提督、后调任湖南提督的杨芳家中设馆教学：离开杨芳府后，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府中亦入幕过。但在杨、贺府中，魏源的作为和影响都不大，和后来在陶澍、林则徐麾下是无法相比的。魏源和陶、林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陶、林那里，魏源都受到信任与重用，所以也是他人生中的重要和得意时期：在陶澍任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时，他协助陶澍干了两件大事：整顿盐政和探寻海运；在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时，魏源不但为林则徐出谋划策，而且把自己的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查烟禁烟、治军强军、反抗外敌侵略的伟大斗争中，甚至与义律之类侵略者开展面对面斗争，直接和敌人斗智斗勇，是魏源人生中浓笔重彩的篇章。作者把这些细节在作品中重点加以描绘，而把那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则忽略或舍弃了，正是根据魏源生平特点进行材料取舍的恰当作法，这样做遵循了小说的创作规律，突出了人物的个性。

小说结构上受中国传统小说影响较大，以魏源的生活流程为线索，按照时间顺序叙事。作品没有贯串首尾的故事情节，而是根据需要，将魏源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遇到的不同人物和所做的不同事件写入小说，似有《儒林外史》“人与事其来俱起，人与事其去俱迄”的范式。如小说开头讲魏源和新化邓显鹤同往京师求学应考，到京城后不久两人就分开，此后便再不讲邓显鹤怎样，而只叙述魏源的遭际。又例如说魏源和龚自珍的交往，小说中讲了他俩诗文出众，名动天下，但同时参加会试却双双落第，从而被世人并称“龚魏”,此后便让龚自珍独回了杭州，而主线则是魏源如何与各种友人交游、如何科场应考、如何在最后不得不进入佛寺与青灯相伴。尽管魏源生活中的人很多，事情也很多，作者却始终把魏源其人作为落笔点：正像演剧一样，虽然舞台很大，人多，剧情复杂，但舞台的灯光一直都聚焦于主要人物身上。这样一来，作品的人事便显得多而不繁，不枝不蔓。

由于作者的写作态度过于严谨，由于作品内容过于注重真实性，使得作品过于偏重传记性，而小说的虚构性和加工性则略嫌不足。作品中的每一个人几乎在历史上都能找到原型，所有事情几乎都是曾经确实发生过。如马小聪是一个很有亮色的人物，她在魏源晚年给予魏源很大帮助与安慰。但小说中的这个姑娘，基本是实写。据《魏源师友记》卷六“马小聪”条载： “小聪，字绮琴，金陵马氏女，为汤如珍养媳。如珍本秦淮院中人，故侍郎某公最赏识之。金陵陷，避乱姑苏，时在丙辰、丁巳间，如珍老矣，小聪正在芳龄，明眸善睐，慧丽绝伦。幼读书，通文义，工度曲，尤精画兰，得马湘兰遗意……无何，姑苏又陷，小聪转徙如皋，至甲子，金陵克服始归。默深之补高邮州牧，当赴任也，自黄山归，陈世镕置酒为欢，呼小聪侑觞，于是始与默深识。世镕赋诗有‘使君操外谁同数?只许湘兰进一杯’ (自注：君戏谓天下人才，惟使君与操耳，索第三人殊难，必不得已，以马小聪充数可也)。”小说中除结尾马小聪遭火灾毁容外，别的与此处几无变化。再如魏源被太平天国领导人看中，被内定为天国军师之位这一情节，本是史书无凭、私著亦少记载的，完全可以由作者随想象天马行空、自由自在进行描写，只要最后符合魏源并没有出任太平军军师一职的事实就行了，但据魏源研究者说，这一情节也是作者在一定真实的基础上、经反复考据而写成的。作者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实际的创作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写小说和写历史的方法是不同的。过去一些成功的历史小说，写作时往往“失事求似”,多是“借古人的尸骸，吹嘘些新生命进去”。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所以作者始终应能做到像前人讲过的，把自己作为作家的职责和历史家的职责分开，不单单叙述已发生的事，更要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小说中所写的一切，只要是合情合理，只要是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和生活发展规律，就是容许的。像小说《魏源》结尾讲的两个日本人为得到《海国图志》不畏千辛万苦而赶往魏源生前出家的佛寺，得到书后又千谢万谢，然后回往岛国，这就是符合逻辑的形象化展现，是作品中的妙笔。

【作者简介】隆回县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高级讲师，湖南省诗词协会、楹联家协会、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邵阳市楹联协会副会长，隆回县诗词楹联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