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年级的暑假，陈冬和伙伴们第一次到贵州，看见新鲜的世界新鲜的东西，明亮而刺激，深以为意义重大,一定要给家里人买点东西，让他们也欢喜欢喜。

钱是从有限的生活费里省出来的，吃素面吃馒头省出来的。为了这三两天的放纵，她们还发过传单。当然溯本追源主要还是父母的钱，她们不具备真正的谋生能力，吃穿用度都指靠父母，只能算是父母羽翼下的一窝寄生虫。

陈冬和伙伴们看完了山，看完了水，就郑重其事地去购物了。没有想好买什么，但一定是要有贵州元素的，要有地域特色的。再三权衡，陈冬买了带民族特色的裙子、手链、围裙，还买了竹子抠的竹筒、竹碗、竹杯，也没细想能派什么用场，看着玲珑别致，自己先喜欢上了。她在心里反反复复数过了，外公外婆的、爷爷奶奶的，爸爸妈妈的，弟弟妹妹的，全都要有份，生怕落掉一个。小时候父亲到南岳山上香，回来时什么也没买，盼了三天两夜的弟弟非常失望，终至于哭了起来--他才五岁，不会像姐姐陈冬那样把难过憋在心里。

同伴们也都是这样，嚷嚷着要给爸爸买这个，要给妈妈买那个。唯有自己不在考虑范围，有多余的钱则买，没有多余的钱就算了。她们相信未来的日子里，有的是给自己打算的机会。

陈冬山远水远地拖着行李箱，从火车上拖到汽车上，从汽车上拖到摩托车上，一路小心在意，唯恐被人偷了去，像镖师押着一趟镖似的。进门顾不得洗一把脸喝一口茶，把箱子放倒在堂屋中央，献宝似的打开行李箱，等着一家人的满足和欢喜。

果然，弟弟妹妹的表情就是陈冬中想象的样子，或者说就是陈冬曾经的样子--童年时，父亲赶集回来，从袋子里拿出一块麦芽糖或几个柿子，陈冬就是这样欢喜雀跃的表情。

这种其乐融融的气氛只持续了三分钟，闻声出来的母亲怒气冲冲地把竹筒竹碗恶狠狠地扔给了她:“你钱多吗?你就不晓得赚钱有多难?这样的东西能拿来做什么用?后头园里砍一根竹子回来，能做一堆了。”

尔后母亲又把镶着苗绣的裙子揉成一团往晒坪上一扔:“这样花花绿绿的，能穿吗?一块钱一块钱地积攒起来给你读书，你就这样把钱不当钱?你是能拿几千几万的工资了?”

如果不是隔着一千多里路，母亲非逼陈冬退回去不可。

弟弟妹妹在母亲的咒骂中已经心凉凉的了，灰头土脸地悄悄收起礼物，讨好似的出门给牛割草去。母亲仍然不能善罢干休，一屁股坐在堂屋前的石臼上，越骂声音越大，越骂越难听。陈冬家住在山村的高处，能俯瞰到整个村庄。母亲一敞开嗓门，全村的人都听得到。

这种难堪、羞愤，像浸透于胸襟上的墨迹，多少年都消散不掉。陈冬恨自己不能赚钱，也无力反击，唯有默默咀嚼母亲的责难而已。她心里生起了一万种假设，假如中了福利彩，假如一夜暴富，她一定要像打破旧世界一样颠覆这种生活。要买玉兰花串成的手链戴在腕上，要买很多自己喜欢的华而不实的东西，买东西要痛痛快快的，决不讨价还价。

母亲精打细算到极致，她省下每一分钱，时时刻刻为人生大事做准备-一例如竖房子、男婚女嫁。她还考虑到爷爷奶奶的身后事。在农村送走一位老人，渡亡灵、做道场、上祭……起码十万左右的开销。此外，疾病、意外，哪样是防得住的?与其伸手向人借钱，不如趁无事时该省省点。母亲说陈冬要是个懂事的，会为家里着想的，会体贴娘爷的，就不会做这样的败家子事。她容不得陈冬成为败家子，陈冬把一双破拖鞋丢了她气急败坏;陈冬给卖唱的五块钱，母亲脸色铁青--她觉得一块钱就可以了;陈冬把鸭毛卖给了走村串巷收鸭毛的小贩，母亲能伤心到眼泪婆娑，她认为卖便宜了。从小到大，陈冬非常讨厌母亲的眼泪，讨厌她总是企图用眼泪逼每个人就范。

母亲经常夸一个女人，这个女人除了坐月子没有休息过一天，天天不是在工地上搬砖就是在室内刷浆。孩子长到七岁没给孩子买过一件衣服，用别人送的衣服和大人穿剩的衣服，改一改就对付了，一年到头难得到肉桌前打个转。这样一个人用七年时间买了两套房，长沙一套，县城一套。

陈冬嘲讽地说:“幸亏是好好地活着，要是一下子死了，那就不划算了。"

母亲脸一沉，说:“都像你这样干不成一件大事就好。”

这样的模范陈冬学不到，也不想学。陈冬说，要是一个人不懂对自己稍微好一点，这简直就是愚蠢。不过这句话只是在心龙腾虎跃，她怕一说出来就将母亲引爆，弄得家里鸡犬不宁。母亲的子宫是陈冬生命的源头，她复制了母亲的高颧骨和细腰，但是没办法把母亲的价值观也复制过来。母亲的安全感放在银行卡里，陈冬的幸福感要放在当下的生活里。母亲越节省越有获得感，陈冬越节省越感到无趣且无聊。陈冬想，为什么这样水火不容的两个人却是母女?明明彼此嫌弃，却注定离不开。

从贵州归来，陈冬是长了记性的，母亲的谩骂像子弹头一样嵌进骨头缝里，时不时硌得她疼。她再也不给家里人买东西，万水千山归来，陈冬选择两袖清风。她隐约是要报复母亲--你就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大包小包归来吧，你什么也没有。

八九年以后，陈冬心里的阴影渐渐地稀释了一些，甚至还能透下几个光斑来。陈冬想，也许那次的确是没买好，的确是没考虑周到，买吃的总错不了。

于是从深圳归来的时候，陈冬买了一大堆的零食。广东老婆饼，芒果干、鱿鱼丝、台湾百香果……贵是贵了些，可是好吃呀!还有一大包臭豆腐，一个湖南人到深圳买身份可疑的臭豆腐，自己都觉得发痴。

进门前还是有些忐忑，陈冬不确定这些年，母亲对于这种“奢糜”的事情，态度能有多少改观?

结果是母亲用脚踢一踢纸箱--如果不是陈冬比她还高一头了，如果不是她力气越来越弱，肯定要抱了纸箱往地上砸。这一箱以为可以换很多快乐的食物，却再度换来了她咬牙切齿的怨恨:“你要房子没房子，要存款没存款，有八百块工资你能用一千，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几十岁的人了，你几十岁了呀!”

奶奶的嘴里含了一小块老婆饼，用她的假牙费力地咀嚼着，看到母亲的态度，“噗”地将那块老婆饼吐在地上，把几包零食搁在凳子上，说:“还给你”。不知道是说还给陈冬还是还给母亲。而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偶尔低低的、软软的给母亲帮一句腔，那样子像在表示站队。

还有几天就是除夕，家家户户又是放花炮又是挂灯笼。邻居用几百块钱的烟花换了四五分钟的绚烂，当不得吃当不得穿，可人家一家大小就是笑得那么开心。人家开了车去挖冬笋，烧了几十块钱的油，一根笋也没挖到，人家就是那么高兴。母亲永远不会懂得这种幸福，即使这些年家里已经不需要这么节省了，但是她坚持认为家里没有可供浪费的钱，每一分钱都应当用在刀刃上。

母亲的怨恨一旦开了个口水，就如江水滔滔不绝，恨陈冬总是有那么多快递，恨她东南西北地旅游，恨她买十多块钱一杯的奶茶，甚至恨陈冬一年回来两三趟，白花那么多路费。

陈冬沉默地忍受着。这个家，在离开的时候不忍母亲的枯瘦和孤苦，在回来的时候后悔回来看母亲的嘴脸，讨厌一进门就闻到那些抠抠索索的气息。

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略数一数，风湿、胃炎、高血压……总不下于五六种。母亲自己亦强烈地感觉到离天越来越远，离地越来越近。百十斤的稻谷已经挑不动了，记性越来越差，做了几十年的猪血丸子也做不好了，不是开裂就是颜色发白。但她仍然坚持不懈地做着一百年两百年的大计，儿子孙子，山里十里，她都有打算。

陈冬委婉地暗示过母亲，人生在世，该吃的要吃，该用的要用，要不然不划算的。不必往远里说，身边不划算的例子比比皆是，昨天还和母亲说话的女人，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一夜之间中了风，连屎尿都浑然不知了，人见了人厌，狗见了狗嫌。给母亲看病的医生，出门就被车撞没了。人生没有重来，活过了就永远过了，没有第二世第三世，就永远是尘埃了。

母亲说，要是吃饭要借米，吃盐要借钱，活着也现世。

陈冬恨恨地说，要是娶个儿媳妇回来，你可怎么和儿媳妇相处?你也像骂我一样骂儿媳妇?

陈冬在母亲那里吃了亏，从此五百元的裙子她说三十块，六千多元的苹果手机她说八百八，谎言让彼此都自在。逢年过节，金铂纸包的巧克力不买，开口松子不买，十几块钱一斤的瓜子花生各买一大包，大家都安逸。

陈冬庆幸熬了这些年，终于脱离了母亲的魔瓜。她在离母亲几百公里的城市里住着，爱怎么吹空调就怎么吹空调，不想烧开水的时候就买成箱的矿泉水，她不想做饭就整天点外卖，她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可是，陈冬住的房子是别人的。有一天，那个不太瞧得起外地人的老板娘随随便便地丢给她一句话，每个月要加五百元的房租，不同意就搬走。陈冬恼羞成怒，和房东有声有色地干了一架，干架之后，不知道何去何从，忽然发现唯有自己的房子才能令岁月安稳。

陈冬情知房价昂贵，但以前是局外人，没有切肤之痛。自己真正去挑起这个担子时，才觉得生活比想象中的更艰难，所有的存款加股票和基金，还远远不够。一套还停留在纸上的房子要压榨自己三十年，想想都心痛到不能呼吸。陈冬在这一刻对母亲有了些许谅解，她愿意和母亲和解。

陈冬四处办贷款看人脸色的时候，母亲拿出一张卡来，说里面有二十万，给你买房子。母亲的声音很平静，骄傲和高兴从眼睛里泄出来，照亮了整个堂屋。陈冬想拒绝，终归语气虚弱。事实上，她的心里已经不受控制地要抓牢这根救命稻草了。

“这当提前给你贺喜的礼，你新房过火的时候，我就不再给了。”母亲顿了顿，“要给也只给礼信了，你可别再指望。”

母亲一辈子拼命攒钱，春天到山上采蕨来卖，清明节前到山上采野茶叶卖给茶厂，秋天把红薯做成红薯干，拿到集市上去卖。家里养羊又养鸡，但凡能换几个钱的母亲都去做，天知道这二十万是如何掐着喉咙积攒下来的。她必定把自己弄得倾家荡产了。

每次路过工地的时候，陈冬都要望上好一阵子，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套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携得房产证回家，即使房产证上没有母亲的名字，她一定是欢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