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早春，笔名史索，田藻，学者，散文家，出版家，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他，犹如冬日报春的腊梅，又似高山挺立的青松。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学世界是一个响亮的名字。

1934年8月1日(农历6月19日)，陈早春出生于湖南省隆回县一个山冲冲的贫苦农家。从小聪慧过人，深得大家钟爱。因他战死抗日前线的大伯父是1926年的老共产党员，担任过当地农民协会委员长，在1935年贺龙将军率部从家乡经过之时，他动员成年弟辈及本家兄弟10余人参加了红军。陈早春父亲也随军征战到贵州，组织考虑到一大家子无劳动力，劝其父回家照顾祖孙三代。随去长征的人，后全无音讯。正因如此，一个大家庭十几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又无家产，都靠他父亲一双手。这样，陈早春的童年、少年时期是在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但幸运的是，他在父亲近乎严酷的教诲和锤炼中茁壮成长，秉承了父亲的硬骨头精神。

1953年夏，陈早春在隆回二中第2班初中毕业，因成绩优异，考入邵阳市一中学习。1956年秋，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读本科。其间，利用一切课余时间阅读马列经典著作及中外文学名著。特别在本科学习期间，独立完成师生合编教材《文艺学概论》里最为难写的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中马恩列斯论述部分，深爱赞赏。于1961年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院学习中国现代文学专业。

1964年夏，陈早春研究生毕业，于次年2月分配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自此，他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那幢灰色的五层楼里，辛勤工作，从普通编辑一直干到社长、总编、党委书记三职兼一身，而且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5年，是人文社历届已任领导中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同时兼《当代》杂志与《新文学史料》杂志主编等职。期间，担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中华文学基金会、韬奋出版基金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副会长，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为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荣誉委员、《当代》杂志与《新文学史料》杂志顾问。人民文学出版社专家委员会主任。他参与编辑、注释1981年版《鲁迅全集》16卷及2005年版《鲁迅全集》18卷。主持制订了人文社“八五”和“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计约1000卷。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文库》250多卷在两岸三地产生了较大影响。台湾光复书局买去了其中100种版权，出版繁体字本。发表文学研究学术论文和散文约200万字，结集出版有《绠短集》《冯雪峰传》《冯雪峰评传》(与人合著)、散文集《蔓草缀珠》等。待出版的有《人文社群星掠影》。他的学术著作大都能解决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难题，被誉为“冯雪峰研究的开拓者”。其散文则以文笔简洁、老辣，风格幽默、隽永著称。

陈早春一介书生，本无心做官。他自己的理想是:当编辑，出好书;做学问，出成果。1986年被民选为单位头头，尽管三次向领导请辞，没获批准，被赶着鸭子上了架，烟熏火燎了十多年。繁重劳累的社务工作，纠纠缠缠的疑难杂症，让他中止了自己的写作。原计划多写个三五本书的计划，只好束之高阁。连一部已在刊物上连载了两年的书稿，也不得不拦腰斩断。好在担任出版社负责人之前，结合工作搞研究，写了100多万字的学术性论文，出版了鲁迅研究专著《绠短集》及《冯雪峰传》。《绠短集》1986年7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论文一五篇，大都是作者在从事新版《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业余时间写的，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对鲁迅思想和作品一些重要问题的论述，中心点是“国民性”问题。第二类是在编注《鲁迅全集》和有关鲁迅书稿过程中往往被读者和研究者所忽略，却又无不与一些大问题相关联。第三类，重点论述了鲁迅和雪峰的关系，以及鲁迅通过雪峰对后辈所产生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陈早春有自己的治学特点。他取境高，而且总是把研究视角置于比较复杂的问题和在旁人看来比较棘手的问题。如他将考证与逻辑论析相融而撰的《杜荃是谁》，了结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公案，博得学术界好评，引起了胡乔木、周扬、夏衍、阳翰笙和成仿吾等创造社一批元老的注意。《绠短集》中的《鲁迅思想及其内在发展--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初探》，全文3.6万字，原刊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后辑入《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南京《文教资料》等报刊转载。文中他对鲁迅研究中把鲁迅思想界定为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权威性论断进行了质疑，认为这是“不足以概括鲁迅思想和主要精神的，尤其很难表现出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该文从鲁迅一生思想发展的具体进程的深刻辨析中，提出:“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是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这具体表现在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认为“鲁迅一生的主要思想和精神，都与他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和活动有关。而且鲁迅思想的发展也是围绕着他那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经济基础着眼，而鲁迅却从社会形态、伦理道德亦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切入，殊途同归地建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样，文章具体分析了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一般唯物主义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从而显示了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的特色。该文得到了著名学者王瑶等及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较大影响。厦门大学中文系曾将该文列为研究生必读范文。

陈早春泛舟学海数十年，花费精力最大的就是对鲁迅的研究。他说:“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批判了窒息民族生机、淹没民族智慧光芒的社会历史根源，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至今仍有它的重要教育意义。”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特别讳谈鲁迅著作中的托洛茨基，学术界不谈，甚至鲁迅在著作中说过的也被抹掉。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和稍后出版的《鲁迅译文集》都拒收鲁译的托氏作品，删改了涉及托氏的文句。陈早春认为这样是对译者和读者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在《鲁迅研究百题》上发表了《鲁迅著作中的托洛茨基》，通过论证，他明确指出:“鲁迅早期译著中虽然多次出现过托洛茨基的名字和言论，但这是历史的痕迹，是鲁迅关注苏联、研究苏联历史经验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鲁迅所引述的东西，只是或一观点，并非宣扬托氏的整个文学理论体系。鲁迅早期著作中出现的托洛茨基，丝毫无损于鲁迅的伟大形象。何况在鲁迅后期的著作中，还有反对托洛茨基的光辉篇章。”

陈早春这些鲁迅研究的论断很富创造性，不逢迎，不跟风，不人云亦云，大胆考证，严密论证，突破了前人的研究，勇敢地开掘出自己的领域。在鲁迅思想发展的探索上，开拓了新的境界，在文学史上，有的也确确实实成为了一家之言。

“文革”期间，由于与老红军、首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长冯雪峰的朝夕相处，以及对他人品、文品的深刻了解，陈早春作为两派联合小组小组长，对戴着“右派分子”帽子，被诬蔑为叛徒的冯雪峰想方设法予以保护，并产生了深深地崇敬之情。还接二连三写出了《冯雪峰与鲁迅》《在鲁迅旗帜下--雪峰现实主义理论初探》等10余篇论文。此时，冰雪未化，冯雪峰还没平反，学术期刊纷纷不敢闯禁区，论文得不到发表。但陈早春全然不顾，敢于面对文学事实，文学真理，该说就说，该写就写，与那种被精神奴役的创伤者截然不同。这时候，丁玲主编的《中国》杂志思想解放，当得知这一情况，她特派其夫陈明要去文稿，将已发排的稿子抽掉两篇，《在鲁迅旗帜下--雪峰现实主义理论初探》一文于1985年1月发于该刊头版头条。

此后，陈早春潜心著述长篇传记《冯雪峰传》，连载于1985年、1986年《出版工作》杂志，共二十四章。1992年，他和万家骥合著了《冯雪峰评传》，1993年10月列入著名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陈涌主编并作序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一出版就抢购一空。1995年即重印。200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订本。

“在《冯雪峰评传》中，作者用充满感情而又朴实有力的笔调，勾勒出了冯雪峰作为一个在文学战线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这一形象具有革命文化史上的典型性，也有他独特的命运和个性，写得有血有肉，有根有据。其中很少想象溢美之辞，一切都是据实而书。评传对冯雪峰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文学家的诸多贡献--从新诗与寓言的创作，到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卓越的创造，有比较详尽、透彻而精到的论述与概括。这是该书最为重要的部分。在评析冯雪峰文艺思想和理论建树时，没有回避他作为一个站在现代文艺思想论争漩涡中心的'有争议’人物的特殊地位，大胆地、实事求是地为其辩诬，恢复其蒙尘已久的真面。评传对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作了具体详细的介绍。指出冯雪峰是鲁迅的学生、战友、鲁迅著作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并沟通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由于他的工作，使鲁迅加深了对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和信赖。在维护和捍卫鲁迅光辉旗帜方面，冯雪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摘自199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湖南新文学七十年》)。

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力图通过传主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是非问题，还其本来面目。因此，书中以直秉春秋之笔法，以实事求是之态度，高度客观、公正予以评说。公开点名批评了周扬、夏衍。

后来，在陈涌给陈早春的一封来信中，谈及《冯雪峰评传》，道:“这本书在文艺界关心的人很多，我得到的五本，全被人要走了。我也乐于为它推广。此书当然也使一些人不愉快。甚至再一次跳起来如同看了对冯的悼辞跳起来一样。但在我这个编者，却觉得这是这一辑中使我最感到得意的。对于现在那些不仅对丁、冯，而且在文艺界仍然肆无忌惮，倚老卖老的所谓“老左翼”，实在应该像你一样，狠狠地敲打他几下。”

尤其是，陈早春独立完成的《冯雪峰评传》最后一章，三万多字《在政治大批判的漩涡里》，是他在百忙之中花一天半时间写成的。经楼适夷推荐发表于1992年《新文学史料》第4期，署名史索。艾青听夫人念了两遍，打电话给牛汉高度赞扬。牛汉原姓史，以为史索是其化名，特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后来，陈早春仍没停下研究冯雪峰的步伐，在2013年6月2日参加在沪召开的冯雪峰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他作为《冯雪峰全集》编委会主任，介绍了其全集的新版编辑情况，提出:“兼具作家和诗人头衔的冯雪峰，担任党内职务时经历的人事都应该是现代文学史不能忽略的活动。除了文学史价值，我们更应重视其党史价值。”此观点得到与会学者认同。

由以上可见，陈早春学术研究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从研究鲁迅，到研究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冯雪峰。他不但是鲁迅研究专家，而且是冯雪峰研究的开拓者。

然而，众所周知，陈早春这位治学严谨、学养深厚的学者最终“弃”学“从”政了，再也没有时间研究学术、撰写论文了。这时，他的同事纷纷劝他:“你太忙，大块论文没时间写，就抽空写点散文吧。你的评论文章写得像散文，耐看。”曾是他上级的一位著名诗人几乎一见面就劝他:“杂事少管些，多写点文章吧。”在大家的催促鼓励下，陈早春握笔写起散文来，断断续续在《当代》《中华散文》《文艺报》《散文》与日本的《中国语》等杂志，发表了数十篇。200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散文集《蔓草缀珠》。其中，《童子军装--忆母亲》和《无情的父爱》是亲情文章的代表作，在作者心中极有分量。《童子军装--忆母亲》写于1995年清明节，置于该书的首篇，曾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本包括选有伟人忆母亲的专集。在文中，作者情真意切，倾吐了对母亲的爱，更表现了母亲对儿子的情。一件童子军装，永远装在远行游子一生的心中，由成年至渐老之年都恍若当日。苦难年月的感人细节、气氛跃然纸上。《无情的父爱》原载《当代》1998年第4期，塑造了一个真实、特别、内涵深邃又引人深思的艺术形象--父亲。父亲的无情，是为了迫使儿子具有谋生的过硬本领。那种看似无情的“测试”，其实是父爱的体现。文中所写作者少小时候的生活磨难，在幽默笔调中，给冷色的画面凭添了点点暖色。《家乡的小桥》是优美的抒情散文，原载日本《中国语》月刊1995年第6期，又载《当代》1995年第2期。通过赞美小桥，把作者热爱家乡、思念家乡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文章又不局限于桥，让思想的骏马在古今中外驰骋，形散而神不散，处处为可爱的家乡做陪衬。特别是全文先仰后扬，多方面、多层次、多手法表现“小桥”，使文章生动、优美，令人喜爱。

书中的《回望雪峰》《我看君宜同志》等，都是出色的纪念文章。《回望雪峰》中强烈的感情色彩，逼人的气势，诗一般的语言，让这位含兔而死的历史人物，如青山耸立。叙事、抒情、议论一齐上阵，是控诉，也是赞歌。

全书大部分文章，是有关作者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亲情、友情的记述和回忆。此外，还收辑了一些随笔、杂文和书籍的前言、后记等，共计文章45篇。这些文章，有他的工作，他的经历，他的身影及心情，可说该书是自传之书。总之，其散文以文笔简洁、老辣，语言清新洗练，俗中有雅，朴中带秀，风格幽默、隽永而著称。北京广播电台曾两次配乐广播，多篇入选中国散文年度选本、中国百年经典散文选及中学教科书。

岁月不饶人，弹指一挥间，刚强、正直的陈早春由壮士步入暮年，一头白发，瘦高的身躯顿显老态，脸上的眼睛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就是这样一位长者，曾在人才如“过江之鲫”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掌舵十多年，谱写了文学世界中永载史册的篇章。

在他1987年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后，迅速扭转了社内的混乱局面。到1999年底，他全面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这一期间，面临国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出版社由纯事业单位向文化企业过渡的社会转型期。后来国家又参加了国际版权公约，实行著作权法。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一家独大面临群雄无序竞争的严峻局面，原有厚实的家当绝大部分又当重置。为此，他确立了“发扬优势，开拓创新，优化选题，提高质量，加强管理，改善经营”的办社方针，辩证地处理“积累与创新，引进与输出”的关系，沿着前辈“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既定路线，在广泛拥有中外古今优秀作品的基础上，着重于出版计划的科学性，图书的系列化和文库化，以及图书品种的优选化。十余年来，出版了近百种丛书、系列书、中外古今大作家的全集、文集和选集。其中不少是被历史遗忘的作家的作品，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拨乱反正、恢复文学史原貌的作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根据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他走访了美洲、欧洲、亚洲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了解了世界各国的出版情况，也介绍了中国的出版情况。在交流中他发现许多国家，例如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都有世界文库之类的书，而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作为具有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却没有一套这样的书，与我们的发展脚步，与我们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地位都不相称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社里人才济济，有享誉国际国内的专家学者，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社里也有一定的财力，他决定出版这样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库。他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让大家讨论，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他接受了一位同志的建议，把站在世界文学发展史的高度，不带任何偏见地还世界文学史以本来面目，让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文学著作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作为这套书的编辑原则。他果断地集全社的人力、财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推出了经严格遴选，均按原文重译的二百种二百三十卷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及其衍生的《名著名译》丛书。这套书不仅是名作名译，也是名编，代表着时代的最高水准，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在这十余年来的社会转型期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始终坚持以文化积累和开拓为已任，以图书品种和质量取胜，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置于首位。所以，所出图书，获奖最多。并且，社里的图书走向了系列化、丛书化，是他的一大贡献。事实也证明这种做法的正确性，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同时，为了抓好当代长篇小说的出版，从全社范围挑选精兵强将，组成一支能打硬仗的编辑队伍，编发了不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被社会上誉为该奖项得主的专业户。并顶住压力，大胆、果断拍板《白鹿原》《国画》等长篇小说的出版。

陈早春，作为一名从编辑成长起来的社领导，在其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主持编辑出版了数以亿字记的中外古今名著。但在众多图书中最值得一叙的，除亲自参与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之外，还有《鲁迅全集》。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受中央的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鲁迅全集编辑室”，他是编辑室的成员之一，是第4卷、第13卷的责任编辑。并负责11卷、12卷、13卷全部书信的定稿。正当编辑工作紧张进行之时，父亲去甘。他为了不让在紧要关头的编辑工作受影响，忍住悲痛没有回家奔丧。在编辑鲁迅全集的过程中，他摒弃“左”倾思潮，力求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对文中疑难注释，查资料找旁证，逐条订正，常常工作到凌晨。特别是他以非凡的勇气考证了20世纪30年代化名“杜荃”攻击鲁迅的人就是郭沫若一事，曾轰动了“朝野内外”。

他在具体负责《鲁迅全集》第4集的编辑过程中，发现了攻击鲁迅的杜荃名字下没有注释。杜荃是谁?许多读者都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也引起了他的思考。如果这次注释工作中，仍像1958年那样不加注明，工作显然要轻松得多，但他感到这是不完善的，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难道真的就查不出杜荃是谁吗?他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经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旁征博引，反复推敲，终于考证出了杜荃就是享誉国内外的大文豪郭沫若。由于郭沫若是个大人物，也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尚处在禁锢之中，虽然考证出来了，却不能堂堂正正写明。

陈早春在编辑全集的初稿上他就写明了杜荃就是郭沫若，但被定稿小组划掉了。第二稿时他仍然注明杜荃就是郭沫若，又被划掉了。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他还坚持已见，结果都被划掉。在这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坚持要对历史负责。于是，他写了4000字的报告上书党中央，最后在中央负责《鲁迅全集》审定的胡乔木同志拍板下，终于在《鲁迅全集》第4卷中加上了这条注释，解决了几十年的疑案。在他的建议下，《郭沫若全集》中也收录了以杜荃为笔名写的两篇文章。

陈早春的这条考证，不仅证据确凿，思维缜密，推理紧凑，逻辑性强，且具有散文的美韵。难怪文章一刊出便引得众人传阅。有一所著名高等学府的考古系，老师还把这篇文章复印发给学生，让大家学习如何进行推理考证。

后来，陈早春又参加了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编辑工作，是编委会成员之一。他两度参与修订《鲁迅全集》，这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大亮点。

另外，陈早春作为湖南人，自有湖南人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情怀。在担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积极参政议政，除极力建议出版等工作中的整顿与改革外，还在1993年参加全国政协八届第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安排副总理管农业。提出农业问题，实际上是农民和农村问题。后来，根据提案凡“农业问题”改提“三农问题”，并设田纪云副总理专管农业。此后，在1997年2月参加全国政协八届第五次会议时，与张惠卿、傅璇琮、沈鹏等委员联合提案对湖北咸宁市向阳湖“五七干校”文化资料的开发及保护，第一次将“五七文化”搬上“国是论坛”。现在该干校旧址被湖北省政府以“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名录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紧接着，陈早春在调研中敏锐地发现问题，特在1998年3月参加全国政协九届第一次会议时，提出了《关于请尽快开征高额累进税率的遗产税》。此提案引起财政部高度重视，特发[1998]161号文件予以回复。这些，在社会上，在国计民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此，如果有问陈早春为20世纪的中国及中国文学提供了什么，我们至少可以说，他在出版、鲁迅研究、冯雪峰研究、散文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几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这些，正是陈早春在中国及中国文学界里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当代被誉为最崇高的“文学殿堂”和“文学摇篮”，其中自有他的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