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蔡武

2021年国庆，是少有的酷暑，但我仍冒着炎热，来到了并不热门的邵阳隆回县金潭沙州（今前门司镇）的魏源故居，以感受这位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明眼人”的胸襟与目光。

金潭古称金滩，是一个盘形盆地，南北长约十里，东西宽处不过四里，当中地势平坦，屋宇栉比，阡陌纵横，树木葱茏，鸡犬相闻。魏源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在生长，自幼就养成豁达开朗、沉静深邃的性格。

故居就隐在这群山环抱中。

这是一座典型的清代湘西南民居建筑，始建于清乾隆初年，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建筑面积750平方米，系两正两横两层木结构四合院，典雅的黑瓦灰墙，翘檐飞角，像一个挟着书本沉默地走在乡间的书生。不大的门脸上悬挂着著名书法家刘炳森清雅而瘦劲的魏碑书风的“魏源故居”匾额，两旁则是湖南省文化厅原厅长周用金书写的对联：“沙洲迴碧水，朗月照金潭。”为我们描绘出一副田园牧歌的桃源景象。

魏源身处的那个年代却并非如对联般美好，彼时的大清帝国被马克思视为“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中的木乃伊”，百业凋敝，民不聊生。

魏源出生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原名远达，字良图，后改名源。《汉书·杨雄传》称传主“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魏源仰慕杨雄大才，且寡言精思，便取字默深。

魏源故居门脸不大，进来后才发现别有洞天，精致的两层院落，绿茵匝地的坪场，文雅的雕花窗显示出主人家的文气。

从前门司镇到魏源故居修有一条笔直、长达近千米的宽阔道路，好让今人能顺达地参观游览，但当年魏源想要走出去的路并不平坦，而要寻找到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更是难上加难。

魏源幼有神童之名，19岁便成为拔贡生在岳麓书院领取食讫（奖学金），但在科举路上却多年徘徊。如果说他二十九岁应顺天府乡试高中第二名还不算太迟，那么五十二岁才考取进士就算日落西山了。但他却不以此为意，他始终追寻的是富民强国之路，这是他21岁去北京国子监读书时沿途看到国家大好河山却人间满目疮痍后立下的宏愿。虽一时考不上进士，做不成官，但能在陶澍、贺长龄等湘籍高官幕府中做幕僚，照样是为国为民出力，而且丝毫不影响他以著书的形式思考着这些问题。1825年，32岁的魏源就选编了《皇朝经世文编》，这套一百二十卷的皇皇巨著充分体现了魏源一以贯之的“与时俱变”、“经世致用”的主张，无不切中时弊，充满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在晚清政界和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政界从中吸取了思想养分，学界则开始扫除空疏的学风。

故居中有一个不大的天井，天井里种植着杮子树和柚子树，同行的朋友笑着说，到底是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中人，家里种的树都是既能观赏又能吃的果树。玩笑归玩笑，但你若参观完整个故居，一种浓厚的“经世致用”风将让你过目不忘。一楼的正堂迎面挂着的对联是“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二楼的魏源书斋两旁挂着的对联是“尽交天下士，长读古人书。”同在二楼的魏氏学堂内讲台边柱子上悬着的对联是“学贵运时策，友交立德人。”据专家考证，这些对联均是魏源在岳麓书院求学时所撰。站在魏源书斋里，透过窗棂，能看到不远处的大山，将你的视线遮断，然而，却遮断不了魏源穿透历史迷雾思索的目光。

如果说《皇朝经世文编》是魏源对改革内政的思考，那么接下来的《海国图志》的编纂则是他对外部世界的探索，而这探索的动力来自于1840年英吉利的坚船利炮的催促。

道光二十一年（1841）6月，被贬前往伊犁的林则徐于京口（今镇江）与魏源见面，林将自己主持编译的不足9万字的《四洲志》交于魏源，并嘱托他编写一本“望向世界”的书。

在那之后，魏源不断搜集资料、积累素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即将结束时正式动笔，前后历时五个月，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完成《海国图志》五十卷共57万字并撰序（至1852年增至一百卷，共计90万字，80幅各国地图），随即排出木活字本。

“海国”意为“海外之国”,《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知识最为详实的综合性图书。那么，魏源为何要花费大心力编撰此书呢?

他在《海国图志》自序中明确提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句话可谓尽人皆知，时至今日仍旧振聋发聩。这是魏源写作《海国图志》的目的，也是他一生苦读治学的最终追求。

“师夷长技以制夷”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它似惊雷划过苍老腐朽的帝国上空！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魏源并没有被满腔愤恨以及深重的民族主义左右，而是还能如此明智地一反根深蒂固的华夷传统观念，第一次勇敢地提出“师夷”的主张，这该需要怎样的勇气与远见！

更难能可贵的是，魏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走得更远。他不仅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提出开放国门，全面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他主张禁绝鸦片，但必须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主张引进先进设备，发展新式工业；提出货币改造，废除白银，改铸银元（不久后成为现实）；军事上主张创建新式海军，发展军事工业和航运、主张开发南洋建立东南防御屏障；甚至提出不与地争利、不与水争利的经济主张，建议长江中下游退田还湖。

《海国图志》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派和戊戌维新派，左宗棠、郭嵩焘、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撰文谈及过魏源对他们的影响。但魏源的药方虽好，无奈清王朝病入膏肓，已无药可救。

《海国图志》初版卖得并不好，十年间只卖了一千套，但1851年传到邻国日本后，却掀起了购买、翻刻的狂潮。1854年至1856年翻刻版本竟达21种！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吉田松荫、桥本左内、横井小楠等都是《海国图志》的热心读者，他们不仅把魏源引为“海外同志”，而且还为魏源在清国的遭遇鸣不平。据日本学者大庭脩在《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说：“也正是在该书传入和翻刻之间，幕府的危机开始不露声色地凸现在人们面前。”如果再联想到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运动，魏源及《海国图志》对“新日本”的诞生简直是功莫大焉了。

1996年10月，岳麓书社原社长、《魏源全集》主编夏剑钦先生去日本，在滋贺县国立图书馆里见到一套日文版的《海国图志》，扉页上刻印着“邵阳 魏源 撰”。当旁边一位日本老人知道夏社长来自魏源的家乡时，伸出大拇指说：“湖南人了不起！”

告别魏源故居，耀眼的阳光照在故居土黄苍灰的墙上，古老的建筑又似一本浓缩的史书，立于金潭沙洲上，魏源所处的那个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而魏源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