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凤凰网湖南频道 袁树勋 曾雪封）3月6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脱贫攻坚成就时，讲了这样一段话。

“贫困治理能力明显提升。我们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得到加强，基层干部通过开展贫困识别、精准帮扶，本领明显提高，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目前在岗91.8万，特别是青年干部了解了基层，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在实践锻炼中快速成长。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展现出较强的战斗力，许多驻村工作队拉起来就是防“疫”队、战“疫”队，这同他们经受了这几年脱贫工作历练是分不开的。”

“隆回报告”，从多个侧面验证了上述结论。通过这份报告，还能得出三点重要启示。

疫情一来，很多驻村工作队拉起来就是防“疫”队、战“疫”队

新闻媒体应充分关注精准扶贫的“治理效应”

任何一项综合性社会治理工程，都离不开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在动员社会力量的过程中，新闻媒体扮演了“宣传队”、“监督员”的重要角色。

精准扶贫，是一项难度大、牵涉面广、涉及程度深的综合性社会治理工程。它启动以来，新闻媒体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扶贫成果”上，对“治理效应”的关注甚少。

学术界对“治理效应”的关注更为充分，出产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许汉泽的博士论文《行政主导型扶贫治理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这篇论文，从四个维度考察了精准扶贫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的影响，分别是“政府内部动员能力的提高”、“国家权力向基层农村‘渗透’能力的提升”、“国家整合资源能力的提升”、“国家分配资源能力的提高”。

“隆回报告”的部分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上述四项能力的另一种表达。

“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干部队伍”，是“政府内部动员能力提高”的表现。华兴公司等社会力量在政府号召下深度参与精准扶贫，则是“国家整合资源能力提升”的体现。

下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客观上加强了“国家权力向基层农村的‘渗透’”。第一书记们大力开展村庄党建工作，用武汉大学教授刘伟的话说，“让党的领导在乡村基层空间得到了强化”。

精准扶贫中大量资源向贫困地区输送，本身就是国家基于社会公平原则进行的资源再分配。这类资源尤其是项目资金，过去主要用“项目制”的形式下拨，因政府部门科层间的条块限制，出现了“村里需要修条路但上面给的资金只准修水渠”等怪象。精准扶贫启动后，各县都成立了由县委书记领衔、县党政领导各负其责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以隆回县的领导小组为例，它采用“一统筹两监督三制度”、“一审一议一评”等办法，对上级下拨的项目资金进行合理统筹分配，促进了项目资金的更合理使用。这也是“国家分配资源能力提高”的一个表现。

至于“村庄‘中坚力量’的兴起”、“民主评议程序不再‘挂在墙上’”等变化，则属于乡村“自治”、“法制”的范畴，是乡村治理中有别于“国家治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成果，也是后扶贫时代必然会继承的遗产。

这些成果，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这些遗产，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新闻媒体无论是作为“宣传队”还是“监督员”，都应该予以充分关注。

4月2日，向家村村部（综合服务平台）上空，党旗飘扬。下派到乡村的第一书记们大力开展党建工作，让党的领导在乡村基层空间得到了强化。

来之不易的乡村治理能力，如何在“后扶贫时代”保持并提升？

如“隆回报告”所说：“中国农村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格外凸显。多项因素的叠加影响，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国家治理能力和乡村自治能力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之后启动的精准扶贫等系统性社会治理工程，聚集全社会之力，大幅度扭转了上述颓势，重振了乡村治理能力。这个成果，来之不易。

精准扶贫完成后，与之衔接的是乡村振兴战略。这二者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宏观层面看，乡村振兴是长期战略；精准扶贫尤其是脱贫攻坚，是短期内必须实现的政治任务。

中观层面看，精准扶贫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导向——限期“消除”贫困人口，“五个一批”、“六个精准”等抓手也很清晰；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则相对宽泛，其抓手“五个振兴”也相对笼统。

微观层面举例，精准扶贫过程中，限制贫困村搞“穿衣戴帽”工程；乡村振兴出于村庄美化的需求，在这个问题上相对宽容。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之于乡村治理，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目标导向变了，具体路径变了，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影响，会不会也发生改变？

再具体点说，肩负很大“责任和压力”的扶贫干部、工作人员，是锻造出现有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力量。但人的负载力是有限的，很多扶贫干部、工作人员，也期待脱贫攻坚结束后能“歇口气”。到那时候，目标导向、责任压力感有了变化，他们还能一如既往地保持责任心、战斗力吗？

来之不易的乡村治理能力，如何在“后扶贫时代”保持并提升？必须在以上背景下加以考量。

疫情期间，隆回县岩口镇的一支党员战斗队。来之不易的乡村治理能力如何保持并提升，是后扶贫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

乡村振兴，应重点关照广大欠发达地区乡村

疫情防控的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一个原本只在政策界和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开始在大众舆论中流行——乡村是中国社会的缓冲垫。

支持者们有两个主要论据。

其一，大量农民工由城市向农村疏散，农村地广人稀，各家门一关、村口一设卡，就实现了“物理隔离”，阻挡了疫情传播。

其二，这些返乡农民工在老家有地有房子，生活成本很低，暂时没了收入来源也能撑下去。这使得中国即便按下了社会暂停键，也能保持基本稳定。

论点没问题，第二个论据也没问题。但第一个论据，经不起推敲。

要知道，农村再怎么设卡闭户，也不可能完全隔绝人员流动。新冠病毒的隐蔽性、传播性都很强，只要有人员流动，就难免疫情传播。而且人口稀疏的农村一般医疗水平落后，疫情传播了却不能及时确诊收治，那结果可想而知。

这么说来，疫情期间广大乡村地区能防控到位，一定有别的原因。

“隆回报告”揭示了两个关键。

一是精准扶贫中历练出的干部队伍，保证了防控人力到位。

二是精准扶贫中逐渐夯实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

尤其是乡镇卫生院基本配齐照片设备、彩色B超、生化分析仪、血球分析仪“四大件”，建成了第一道检测关，高峰期十天内就检测了2800多名返乡人员，避免这些人涌入县城医院造成“挤兑”。

2020年2月上旬，隆回荷香桥镇卫生院，工作人员用照片设备筛查发热病人

也就是说，疫情期间起到“社会缓冲垫”作用的，不是地广人稀的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人力物力都有了一定保障的现代意义上的乡村。

人力物力，都是资源。从这个角度说，乡村要振兴，“中国社会缓冲垫”要进一步强化，都有赖于更多的支农资源投入。

然而，乡村是有“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近郊村庄”和“中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普通村庄”之分的。前者，占比不到10%；后者，占比90%多。更多的支农资源投入，到底投向哪一种乡村？

政策设计时，一定是追求公平且合理。但政策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倾向前者。

为什么这么说？著名三农学者贺雪峰，从政策的具体落实手段做过分析：

“产业振兴”、“全域旅游”、“三产融合”，是当下声势响亮的乡村振兴政策手段。但要知道，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尤其是那些没有旅游矿产资源的普遍偏远山村，并不具备发展产业的条件，也没有“三产融合”的资源禀赋。

如果刻板推行“产业振兴”、“全域旅游”、“三产融合”，最终获得资源倾斜的，是占比不到10%的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近郊村庄，以及极少数有旅游矿产资源的欠发达地区村庄——只有它们，才具备发展工商业和文旅产业的条件。

地方政府出于打造“样板村”的喜好，往往也会助长上述倾向。

如此一来，是给占比只有不到10%的村庄“锦上添花”。它们的数量相对很小，涉及的农民总数也相对少，建设得再好，也当不起“中国社会的缓冲垫”。

“乡村是中国社会缓冲垫”这一概念，是贺雪峰在2001年时提出来的。

在他看来，乡村振兴要重点关照占比高达90%多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要通过精准的支农资源投放，夯实这些地区原本贫乏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如医院、学校、水电路网），让进城农民工中90%的人有一条退路，从而真正撑起乡村这个“中国社会缓冲垫”。

这副图景，才是广大中西部欠发达村庄的普遍样貌。这类乡村走出的农民工，占进城民工总数的90%以上。夯实这类乡村的医疗、教育、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给广大进城农民工留条退路，才能真正撑起乡村这个“中国社会缓冲垫”。

来源：凤凰网

作者：袁树勋 曾雪封

编辑：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