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35年10月，1947年8月1日隆回建县，1949年10月11日桃花坪解放。当时隆回只有一条邵（邵阳)安（安江)公路进周旺铺，穿过桃花坪至南岳庙西去，仅今县委大院西侧人民广场处有个小车站，交通极不方便。人们出行，走南闯北，除了少许大户人家骑马坐轿，其他人都是步行或肩挑。就我个人而言，解放前两年多从老家（今荷香桥镇石湾村)来桃花坪上学，近70华里路程，都是肩挑背负行李步行，即使1951年3月参加工作后很多年份，每次来县城开会、学习也是背被包或挎背包两腿走路。1956年3月18日隆回花（花门）六（六都寨）公路正式通车后，每天也只有1至2辆客车往返，途中根本搭不上车。如此这般，便与沿路多个茶亭结下了多多少少、深深浅浅的情缘，至今时而魂牵梦绕。

途经第一个茶亭在九牛坳，离家仅3华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曾作为初级小学校舍利用了几年。我来桃花坪，如果出行走平路从丁山起步往南走，必经此亭，但我一般是抄近路走陡坡，从亭子左侧之路而过。1956年花六公路建成后，亭子逐渐废弃，到1968年已败破不堪，加之“文革”破“四旧”（旧思思、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被拆毁。

第二个茶亭叫半边亭子，座落在九牛坳南坡下原复元村，即今桐中村，亭居几家民房之中，因亭半烂而得名半边亭。其时邻居住户常在亭子间堆柴放草，因而显得阴暗、邋遢、冷落。我一向快步、亦或掩鼻而过，不在亭中停留。在“文革”期间，半边亭子也被当成“四旧”破掉了。

第三个茶亭叫泰源亭，也在今桐中村。当时此亭南北门口上从右至左、红底黄字横书“泰源亭”三字。北门紧靠同学刘梓超之父刘松钧的营业货房，所以我往来多在货房左边堂屋里落坐休息、寒暄、喝茶。亭子早年被拆，另建新房。

第四个茶亭叫乐善亭，坐落长溪村，亭子古朴。当时一位四季常着一身青布衣裳的花甲小脚老妇点灯、泡茶。老妇容态祥和、身手洁净。我每次路过都在此歇息、喝茶。其茶色香味俱佳，浓而且香、微苦带甜，别有口味，冬能增热暖身，夏可生津止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通道废弃，亭子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拆除。

第五个茶亭叫天龙坳茶亭，位于瓦堂村的海拔314米的天龙坳上，北坡长缓，南岭斜陡。其时为县内南北交通必经地段之一，旧社会曾多有过土匪在此“关羊”。当年由当地刘姓富户人家牵头捐款修复关爷神龛神象，神龛前边两旁有联:“自矢忠贞扶汉室;应宜享祀受刘家”。亭子墙壁上隐约可见“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解白马之围”“过关斩将”“古城会”等彩色图画，还有散乱的、过往行人信手写的对联：“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齐丧胆；单刀会鲁肃，江东名士尽低头”等联语。花六公路从山坳下西南处建成通车后，原来上下的石块山路无人再走，杂草、荆棘丛生。“文革”后期，亭子被拆搬马路边未复原貌，作为民房居用。

第六个茶亭叫喜鹊亭，位于天龙坳南坡岭下端通道处，今属瓦堂村。传说从前这天龙坳一带人烟稀少，匪患频发。相传早于明代初年（即1368年后）在此建亭，供人集聚歇脚之用。因建亭时有喜鹊从四面八方飞来，连续聚鸣3天，故得名喜鹊亭。亭殿同样供奉关羽坐像。亭子墙壁上却似画有“喜鹊啄梅”“七夕搭桥”等图样。解放前当地有个圣帝会，每年农历5月13日，举行祭礼，念诵圣帝经。善男信女聚会、祭拜，求佑国泰民安、人寿年丰，并就餐。解放前后，尤其是我在南面各地工作回老家时，每次行至此亭，必休息片刻，再爬天龙坳。可惜花六公路通车后，原路通道废弃，亭子日渐破败而被拆除。

第七个茶亭叫荫远亭。此亭处傅家坳下黄河冲，今属花门街道龙富村。当年我首过此亭时，只见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掩蔽，甚是寂静清幽，内有一家母子居住打理。亭子青砖石块加木构，南北进出口门框上与其他茶亭一样从右至左横书亭名。门框方石柱上刻有对联，对联内容已记不起来了。我1949年秋往桃花坪上学途中，还在此打尖。自拿大米半升、盐鸭蛋一个，由老妇提供沙罐在她柴火灶前煮熟，她还给我一饭碗青菜汤喝，狼吞虎咽吃个饱肚，她仅收3枚通宝小钱柴火费，皆大欢喜。尔后又多次过往在此喝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里称黄河大队，属荷香桥区曾家坳公社管辖。一天，我陪同区委书记到队检查生产，才知道姓傅的大队书记就是那位老妇人的儿子，可惜其母已去世了，傅书记与家眷仍住亭子。扯了家常、谈完工作，傅书记亲手做饭、杀鸡招待。吃完饭，我俩各交一张“伍两”粮票和一张“伍角”人民币（比规定餐费翻倍），一再推让，他才收下，彼此情意浓浓。后来傅书记一家在公路旁修建了土砖新房，尔后又改成新式砖瓦楼房，而亭子日渐破落、倒塌，据说于1970年到1971年间便被拆除了。

第八个茶亭叫益寿亭，位于今花门街道迈迹塘村，即今军杰企业厂区近处。据说先乃魏姓人士所建，后又是魏光焘买田捐为亭产，供守亭人开支，所以通称“魏家亭子”。当年上桃花坪求学之前，大人们叮嘱我:说魏家亭子常有土匪打劫，而且前头的茶籽山也常有土匪出没，要与大人和同学成群结队而行才安全。当我初过此亭时，着意与六七个人一道而行，近亭时人与人相隔少许距离，前后照顾，以应意外事故发生。亭子坐西北朝东南傍山而立，前有小坪也作通路，高坎下有小井、小塘及水田，四周山多树密，身临其间确有阴森凄戚之感。过茶籽山时，则特意避开石板直径，从茶籽山入口处右侧另一条土路行走。后来多次过往并未碰上土匪，也就松懈下来，即使独来独往也习以为常。近日问津，得知亭子也于公路通车后，不存在了。

第九个茶亭叫集贤亭。此亭位于今花门街道花门村东南部老虎坳。据传亭子于民国十三（公元1924)年建成，为通南走北要道过路亭，是我从家到桃花坪必经的最末一亭。我每行至此，身脚疲乏，总要歇歇，养精蓄力再赶往城中。记得亭之南北两门的方石柱上均刻有对联。

南门的对联是：

会集新亭，举目谁流天下泪；有贤令尹，关心好候圣人来。

北门的对联则是：

集散亦何常，碌碌劳劳，不过且行且止；贤愚同一慨，熙熙攘攘，无非为利为名。

前联似乎在为劳碌者企盼贤能治世安民，解救苦难；后联意境虽不见高雅，却也直抒心声，自发人生感叹。1969年秋的一天下午，我还偕友去见过一次，在那休息了片刻。当我撰写此文用电话向社区主任询问此亭现状时，回答却让我又失所望，说是早些年因县城要筹建垃圾处理场把茶亭拆毁了，后来垃圾场虽未建成，被人买下该地修建了私家新房，亭子亦不复存在，算来这九个茶亭至今全部荡然无存，令人叹惋！

回想这些留存我心中的过路茶亭，先后与我至少有过十年、二十年的“纠结”，令我情有所系，难以忘怀。特别是发生在天龙坳亭子那件于我绝无仅有的事，一直念念在胸。那是1950年2月初旬（中旬的17日是春节）的一天，我从松坡中学带个皮箱回家，半途碰上长我几岁的族亲欧阳见发（今明德村人)，他争着帮我肩挑了箱子，让我倒也轻快。那天行至荷香桥又逢赶集，下午散场人多，一路说说笑笑。但一过荷香桥地段，便从未碰上一个迎面而来的过路人，我心生疑惑。当赶到天龙坳亭子时已约下午3点多了，刚进门便被几个三四十岁的汉子拦住搜身、搜物。其中一人持有一枝三八式步枪，子弹袋未见有多少子弹。开始我还以为是解放军设卞收缴银元铜币（桃花坪已在行动），便打开箱子让其检查。谁料拿去几枚铜钱后，把一双袜子和一个枕头套（夹在书中那支钢笔未被发现）也拿走，又见他们抢别人钱币、收别人布匹、剥别人毛线衣……这时，我才知道真碰上土匪了。土匪把被抢者搡进一间屋里，不准说话、乱动，等待发落。门边有一匪徒看守着，其他土匪继续对来人搜身夺物。当时14岁的我在想这土匪不过六七人，即便加上外头也许有“放哨”的也不过10个人左右，而被关的和正在被搜的已至少300人，怎就无人反抗?便悄悄与大人议论。土匪听见有人说话，便拉开架势，右手持手榴弹（未必真货)恫吓:“谁敢乱说乱动?轰了你们！”大家只得忍着，我也自认损失不大，又无能为力，不吃“眼前亏”。约莫一两小时后，太阳快落山了，土匪便强行从众人中找出八九个外地口音的汉子（多为双峰来的生意人)为他们挑担子送行。一个似乎有点文化的土匪则拉开嗓门向被困人员喊话，说:“各位、各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也是为生活所迫，今天对不住大家了，后会有期，报答大家！快回家吧！”说完就拔腿追随挑担（大约十把担）人员和其他土匪一路向后山逃窜。大伙也似潮水出闸，一哄而散，各自赶路回家。

有道是“山不转水转”。两年后的1951年冬，我与周振胜、周青云、胡维德等人被抽调参加茅铺乡搞土改复查，区财粮助理黄振华同我在红叶片那边，做处理土改遗留问题等工作。当动员、号召反革命分子和土匪坦白自首时，我把那次天龙坳遇匪的实况绘声绘色溶入宣传报告之中，而且强调材料是群众举报与同犯揭发的。这招果然奏效，一下打开局面。在迫于政治攻势、群众舆论和心理压力下，那些（包括邻近乡村）干过抢劫勾当的土匪连忙向政府坦白登记，悔过自新，互相揭发，一一接受处分。其实，他们大多数非惯匪，有的只是偶然参与过一两次行动的零匪且家庭贫苦，其中就有那次参与天龙坳抢劫者。至今回念，仍觉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