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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云峰 | 赵江平:难恩忘师

来源:《望云峰》2022年第2期 编辑:卢春玲 2023-03-14 15: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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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我读小学时一位像父亲一样的老师--邹联明先生与世长辞。

二零二零年,新冠疫情来势汹汹,邹老师在工作时期是个样样都很棒的硬汉,晚年偏瘫中风,行走不便,嘴眼歪斜。他在极强的自尊心驱动下,不愿见熟人。老人临终告诫家人:“遵照上级指示,为了他人安全,丧事绝对从简。”老师去世了,前来悼念的人聊聊无几。一公里以外的亲戚朋友、上级同事、晚辈学生都不知道音讯。十天以后,我才从离老师家最近的一位同事的电话中知道状况。

没能见最后一面,我心中无比遗憾和惆怅。老师走得太冷清了,他生前对我可是多么关心与呵护。想起他老人家,我心一阵阵酸痛。

七十年代初,我刚好六岁的时候,因在家太顽皮,被妈妈送到我们村的学校--众乐小学去读书。开学的第一天,妈妈把我送到教室的座位上坐好就回家了。我嚎啕大哭,不肯读书。等妈妈一转背,就偷偷溜出教室,离开学校,跑到离学校两百米远的一座木桥上玩了大半天。快要放学的时候,一位中等个子,但很粗壮也很和善还留着分头的男老师找到了我,把我送回了家。这位老师就是我终生难忘的如父的恩师邹老师。

我读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老老师,教我们的语文,还当小学校长。邹老师只教我们班的算术。他还另外教一个三年级班的算术。当年是春季开的学,后来过度到秋季开学。所以我们读了五年半小学。整个小学阶段,都是邹老师教算术。

那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读书没有正式教材。语文书是用粉白纸对折成现在教材本大小的纸张,上面用绿色油墨印了十多篇毛主席语录,再用订书针一本一本订好。算术在我记忆中是没有教材的。于是邹老师用“时帧”纸写例题和算式,算是给我们编教材。他从自然数编到整数和分数,从加减法编到乘除法,从列式计算编到解应用题,从口算、心算到笔算、巧算。

我们虽然没有教材,但邹老师手写的“教材”简单明了,科学全面。那个时候学生读书也不像现在全天候坐在教室里上课。一般只上半天课,下午要么打着小红旗喊着口号游行,要么从家里拿来劳动工具和地灰等肥料去学校的学农基地搞劳动。

搞劳动时,邹老师看我个子瘦小,就帮我把活儿全包了。去游行之前,邹老师每次对我们说:“这是政治任务,没办法的,你们去吧!但游行回来以后,你们一定要记得挤时间学文化。只有多学知识,将来才有用。你们要有远大的志向。”他那时的话就像圣旨一样烙印在我心里。我暗暗下决心要按老师说的去做。

我最喜欢听他的算术课。他上课一脸的笑,从不骂人,讲话诙谐幽默。当学生学习遇到难题时,他从不直接告诉你方法和答案,而是极力开导学生往哪些方面去想,激励学生多思考。“看谁能拿下这道难题?”

班上被激励了的学生苦苦思索,总想第一个拿下难题。第一个拿下的学生总想向老师邀功。屏住呼吸等老师的裁决。当老师郑重宣布难题被拿下时,心里那个高兴的劲儿甭提了。

邹老师上课最吸引学生的是把学算术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用生活中的趣事来解决算术问题。所以我每天每节课都希望邹老师来上算术课。我也从此爱上了数学。我以后的数学成绩走到哪儿都是班上的佼佼者,这都是邹老师给我打好了底子,培养我学数学的浓厚兴趣。

讲到听课,期间还发生过一件小趣事。

有一回正是邹老师给我们上算术课。我因为经常缺少吃的,所以人很疲惫,被饿晕了。上算术课居然伏在课桌上睡觉了。后来据老师说没忍心喊醒我。过了一阵,我自觉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看见老师正在黑板上演算题目。我很快发现了老师黑板上的笔误,急切说:“老弟,您某个地方算错了。”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大笑后,同学们以为老师会把我严厉地批评一顿的。可老师冷静地看了看黑板,勇敢的承认黑板上确实有错误。并向全班同学解释,说我睡觉刚醒来,说话说急了。本来想喊老师的就喊成老弟了。还建议全班同学向我学习:敢于指出老师教学上的错误。我至今觉得老师的胸襟非常宽阔。

邹老师教学时,他喜欢成绩好的学生,但也能做到有教无类。那个时候成绩差的学生不能升级,反而要降班。我们读二年级时从三年级降了五个学生下来。很多同学戏称他们为“降班生”。这样,他们很没面子。上课都低着头。

这时,邹老师就对班上的同学说:“他们因为以前学习不用功,已经觉得很没面子低下头了。我们不能歧视他们。大家在学习上要热心地帮助他们。”这样,同学们不再耻笑“降班生”了。“降班生”也就从此学习更努力了。

邹老师上课那么吸引孩子,另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学生上课,肚子里总是咕咕地叫。绝大部分学生无心听课。总感觉一天比一年的时间还长。不敢奢望有大米饭吃,有杂粮甚至只要有能吃的就好。邹老师的食量大,他几乎每天都要从家里带些吃的来。上半年带些小麦粑、野菜粑、洋芋之类的。下半年就带煮红薯、烤红薯,还有玉米棒子。他自己都很需要吃,但他总要分一大半给他喜爱的孩子吃。孩子们就像粘母亲一样跟着在他身后。

还有就是课余时间,邹老师最喜欢带领我们搞体育活动。打乒乓球、拔河等。最让人陶醉的是和他打乒乓球。他一会儿发长球,把球抛起好高来“钓鱼”,一会儿发短球“整矮子”。最让他开心的是你发球,他拿着球拍贴着桌面快速往前伸。这时,球落到他的拍子胶面上,快速弹到学生球桌那一头,又飞快自动返回到老师这边来了。这种魔术般的回旋球,学生追都追不上,有时摔拍子都击不到球。看着学生拍不到球的急样子,老师开怀大笑。并且帽子戏法,屡试不鲜。围观的学生更是欢呼雀跃。

让我最受感动、最不能忘记的还有两件事。

记得读三年级时的一个夏天,太阳火辣辣地挂在天空。下了第二节课,全校同学都来到操场做课间操。也许是那天没吃东西,太饥饿,低血糖。也许是太阳太大了。做着做着,我忽然觉得浑身热得受不了,眼前一黑,就不省人事。

第二天,据同学们说,我一下子咕咚瘫倒在地上,全校同学以为出大事了,都停下来不做操了,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我。这个时候,只见邹老师一把把我从滚烫的地面上抱起来,抱到他只有一张篾席的床上躺着。

当我醒来时,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其余的老师和学生都放学回家了。只有邹老师一边在看我们的作业,一边守护着我。他看见我醒了,忙问我好些了么?又给我用一个大搪瓷杯倒了一大杯热开水,里面加了点他自己没舍得吃的白砂糖。我喝了以后,感觉这糖水是世界上最好喝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也顿觉神清气爽,身上有劲了。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动不已。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离家不到三里远的东山小学教书。邹老师也调到这所学校工作。我们便成了关系密切的同事。

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一个邻居上气不接下气跑来告诉我,说我妈妈在瓜藤树上摘瓜摔了下来骨折了,痛得厉害。听到消息,我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停止上课,急着离开课堂。可那时教师少,低年级全部包班,高年级才有可能三个教师教两个班。邹老师知道情况后,叫我赶快回家,他一个人打两个班的招呼。

我快速回家,赶紧把母亲送到县城中医院治疗。三天后,家里没有一分钱了,医院里停药了。我去向学校的事务老师借钱。事务老师说公款不能借。我急得要命。又是邹老师站出来说他借两百块钱给我。他快速跑回家(那时有钱一般放在家里,不存银行),拿了两百二十块给我,把师母身上的二十块也拿来了。我接过钱,眼泪差点流出来了。在我极度困难的时候,老师竭尽全力帮助我。

老师走了,永远地走了。在我心里,邹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育人和教书的东西。他虽然给我留下过遗憾,但留给我最多的是他的人品,和他对我的关爱。我永生难忘!这是我人生中得到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来源:《望云峰》2022年第2期

编辑:卢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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