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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云峰 | 洪荒 :诗歌的时代性

来源:望云峰 编辑:胡权 2021-05-07 1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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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任何诗歌,都有其产生的具体社会背景,都会染上特定的时代色彩。诗歌的时代性,会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从内容上讲,不同时代的诗歌具有不同的思想情感、不同的内涵意蕴。因为和任何文学艺术一样,诗歌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现实生活是不相同的。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诗歌,都能说明这一问题。如我国古代第一个诗歌总集《诗经》,其中尽管不乏轻松欢快的爱情妙意曲,但更多的诗篇或是反映人民的苦难艰辛,或是表现战争的频繁和社会的动乱,或是表达人们的愤怒不平,或是抒发妇女的抑郁哀怨,等等。而这些无疑是由当时的社会所决定的,因为产生这些作品的春秋战国,中国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广大奴隶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大部分劳动成果却归奴隶主贵族无偿占有;国家与国家之间争斗不休,天下动荡不安,奴隶们除了从事农耕稼穑,还要担当繁重的徭役兵役;在社会和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可以说,《诗经》就是描摹那个时代生活的真实画卷。又如建安时期的诗歌。“三曹”也好,“七子”也罢,建安诗歌无不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现实意义。从曹操、曹植等表达希望大展鸿图和建功立业思想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天下分裂和群雄并起的局面;从王粲、陈琳、蔡琰等描写百姓流离失所及其遭受巨大创伤的诗歌中,人们可以看到战争的频繁与残酷——建安帝在位期间是一个急剧动荡、东汉帝国迅速走向解体的时期,也是一个人民再次陷入苦难与浩劫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那个时代的种种特征。还以元代诗歌为例。元代诗歌的主要形式是散曲。元代散曲内容上的特别之处是没有任何歌功颂德的作品,而揭露性和批判性都很强,几乎所有作品都着力对社会的黑暗丑恶进行抨击、对统治者的昏庸腐朽予以讥刺、对下层人民的疾苦不幸表示同情——之所以如此,和元代的社会现实是密切相关的。元朝作为由蒙古贵族建立起来的政权,所依仗的是军刀、弓弩、铁骑,除了对汉族和南方各族人们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外,还轻视农业生产,并废除了自隋代以来知识分子视作通往上层社会途径的科举制,这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尤其是读书人的极大愤慨。所以,元代诗人们对整个社会、对上上下下的统治者们绝对不会怀有任何好感,他们在诗中所抒发的只有满腹牢骚和满腔悲愤!这里列举的几个时代的诗歌说明,任何诗歌内容,从根本上讲都是由产生作品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决定的。

诗歌的时代性,还表现在形式方面。诗歌的形式,并不完全是诗歌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不纯然是出自诗人个人的偏好。应该说,时代生活、时代潮流、时代风尚、时代审美理想及审美趣味等等,对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艺术的形式的最终形成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还以《诗经》为例。为什么由“风”、“雅”、“颂”三大部分构成的三百多首诗作总体风格上会不约而同地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特征呢?就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前提下,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流域的生活环境是异常艰难的,要生存下去,人们都是崇尚实干、是必须付出辛勤和汗水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记录劳动生活、显示情感世界时便“劳者歌其事,食者歌其食”,通常不借助华美的言语与巧妙的方法,以简短精练的四言诗句直接展现生活事实的做法就成了主要抒情方式。建安诗歌也是如此。建安诗歌的显著特点是具有“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一般都朴实无华,遒劲悲凉,深沉古直,简练刚健,自然而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风貌。之所以具有这种特点,显然与时代有关。面对黄巾起义后天下的危局,面对董卓乱政的惨况,面对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疾苦,怀着良知积极干预生活、以安社稷救苍生为己任的诗人们不仅会涕泪滂沱、神伤魂断,他们同时还会引吭高歌,还会攘臂奔走呼号,还会激昂慷慨奋发向上有所作为。毫无疑问,离开了建安时代,离开了建安时期的社会生活,就不会有建安诗歌的“建安风骨”!至于元代散曲,其形式与时代的联系就更明显。元代散曲的语言口语化、通俗化、直率明快、奔放恣肆,语句可长可短、自由活泼,风格潇洒、豪辣、尖新、刻露、调侃、诙谐……这样的特色,正是缘自揭批、讥讽黑暗而丑恶的社会现实的需要——试想,倘若元代散曲尽像词一样典雅、端庄、中规中矩、含蓄蕴藉,那它还能扎根和生长于元代现实的土壤吗?事实上不要说元代散曲和词有别,就是和明代散曲相比,它们在形式上就已经不是完全一样的了。

当然,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所以时代对诗歌的影响也不可能只体现在哪一个方面,而会整体地表现出来。前面提到的《诗经》、建安诗歌、元代诗歌的时代色彩,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的表现其实都是具有整体性的。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个道理,不妨还将唐宋两代以及两代不同发展阶段的诗歌作一作比较。

唐诗和宋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两座并立的高峰,两个朝代的诗歌都不断开拓创新,作家如云,题材广泛,流派多样,异彩纷呈,都以卓异的成就赢得了后代读者的瞩目和称赞。但正如人们早就指出的,这两代的诗歌是有着极大差异性的。它们的差异性,前人作过认真研究,也有不少论述,概况起来讲主要存在于这样一些地方:唐诗以意兴取胜,而宋诗以理趣取胜;唐代以情趣为诗,以图画为诗,以描写为诗,而宋代则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表现上韵流言外,风格上多比兴,作法上婉而微,而宋诗表现上意尽其中,风格上多赋,作法上径以直……从这些说法可以看出,唐诗和宋诗之间的不同不止是内容方面的,也不止是形式方面的,而是整体风格上不相一致。这种差异,就是由于社会状况不同、面临的内外环境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理想追求风俗习性审美趣味作品格调等等的不同而造成的。

再看唐宋两代诗歌各自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独异性。唐诗按其发展轨迹来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四个阶段的情形是并不一样的。唐帝国初创之时,尽管边境仍然多事,又有武周代唐的事件发生,社会不够安定,但国家正处于上升时期,政治相对而言还算比较清明。与这种社会特点相适应,这时期的诗歌虽然还受到齐梁余风的影响,但诗坛逐渐显示出新气象来,一方面像近体诗、七言歌行等新诗体正被创造出来,另一方面诗歌从狭窄的宫廷逐渐走向广阔的社会,现实性不断得到增强,格调渐趋清新俊朗,浮华纤弱的积习逐步得到摆脱。盛唐之时,随着经济的渐渐繁荣和国家空前强盛,诗歌创作也进入佳境。这时期涌现出了大批非常杰出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王昌龄、王之涣等等。这些诗人虽然在流派上、题材上、风格上、审美情趣上有种种不同,但他们大都富于浪漫气质,能始终积极追逐时代的潮流,乐观向上,对自己的才华极为自信,对国家对前途都充满着希望,在作品中以蓬勃的生气和热烈的情感,去表达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施展伟大抱负的人生意愿,或者表现那个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生活。即使当他们接触到日益滋长的社会黑暗,也是带着特有的豪迈激昂气魄发泄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这时期的诗歌,被后世称为绝无仅有的“盛唐之音”。中唐诗歌相对盛唐之诗而言又发生了很大变化。经历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社会痼疾越来越严重,周围少数民族政权也不断派军滋扰边境,李唐王朝由盛转衰了。在这种前提下,中唐尽管也出现过诸如白居易、韩愈、孟郊、贾岛、刘禹锡、柳宗元等不少优秀诗人,他们作品的题材也很广,流派也众多,风格也多样,但整体成就已不能与盛唐相提并论。他们主观上都缺少盛唐诗人那样开阔、乐观、奋发上进的胸怀与激情,作品客观上也就没有了恢宏阔大的气势,在精神上和创造性方面都要逊色于盛唐。关于中唐诗歌的特点,北宋王谠的《唐语林》中有一段评论道:“元和以后,文笔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易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俗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尚党”、“尚浮”、“尚荡”、“尚怪”,这不只是单就内容或形式而言,而是针对诗歌的整体特点来说的。晚唐诗又不同了。晚期的唐帝国犹如病入膏肓、垂死挣扎的老人,社会毫无半点生气和亮色。身处如此局势中,诗人们除了抒发苦闷、愤怒,表达伤感、悲叹,其他也就难以有所作为了。即使像杜牧、李商隐一样的天才诗人亦难例外。蔡居厚《诗史》中有一段话,能够帮助人们了解晚唐诗歌的情况:“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如崔鲁《山鹤》诗云‘一林寒雨吹巢冷,半朵山花咽咀香’,张林《池上》云‘菱叶乍翻人采后,荷花初没舸行时’,《莲花》云‘何人解把无人袖,盛取清香尽日怜’,皆浮艳无足尚,而昔人爱重,称为佳作。”“小巧”、“无风骚气味”,这几字是对晚唐诗歌的恰当概括。唐代四个阶段诗歌各不相同,无疑都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前人曾引后三个阶段的诗句加以评说道:“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夜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罗大经《鹤林玉露》)此处的引用的确具有代表性,盛唐之句格调明快而境界阔大,充满生气活力,中唐两句则给人以退缩和萧瑟感,而晚唐一联虽语言精练结构独特,却透出一股冷落、凄凉与孤寂之气来——这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使然,而并非神秘的“气运”!

宋诗与政治历史的变化一致,也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北宋、南宋两个时期诗歌的成就都很大,都诗人多,流派多,主张多,创作受到理学影响,重视表现理趣,议论化、散文化倾向较突出,但前后的区别也是不容忽视的。就北宋来讲,诗人们视野开阔,诗歌题材广泛,天下事个人事古今事尽在抒写之列,思想情感多样化,主流基调趋向爽朗俊逸。南宋则不同,自宋室南迁至最终被蒙古军队灭亡,诗人们始终充满忧患意识,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充满对朝中投降派的愤怒和对每况愈下时局的无奈,他们的作品在表现这些感情时,大多深沉低徊,沉郁悲壮,凄清幽咽。北宋、南宋诗风迥异,当然也是不同的时代影射的结果。两宋都软弱、国力不振,但相对来说,北宋还力图振兴国家,和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基本还保持了对等关系;南宋则完全不同了,南宋对金、对后来兴起的蒙古政权从来只是屈辱求和,从来只求偏安江左而毫无进取之心。内外环境的不同,导致了诗人心境的不同,致使北宋、南宋诗歌的在各个方面都很不一样。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结论: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诗歌,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特征都是由时代所决定的。关于时代对诗歌的重要作用,前人早有留意,并有过不乏精彩的论述。

《毛诗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认为诗歌和社会政治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宋人王玄在《诗中旨格》里亦道:“且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时明则明,时暗则暗。”诗也有“明”“暗”之分。所谓“明”,指的是诗歌清朗、不晦涩,所谓“暗”指的是诗歌玄奥艰深、隐晦曲折,这种“明”、“暗”,都是随“时”而见的。一般情况下,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受时代的制约应当是均衡的。历史上有些特殊时期,诗人们往往千方百计运用各类技巧、技法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掩盖起来,形式上却极尽讲究雕琢之能事,读者读过作品后如坠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此我们不妨听听瑞士艺术家保罗·克利的回答:“世界愈可怕,形式愈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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