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清明，我返乡扫墓，顺便回了趟山坳里的老家。我于先年把家搬到金石桥街上，父母也随着大哥住在吉首，老家无人打理，一片理所当然的荒芜。

疯长的油麻草占据了禾坪的大部，阳光下散发着一股我并不喜欢的教人头晕的幽香;青藤像个野心家，攀附着屋柱和墙壁，如幽蛇般爬上屋顶，贪婪地想要侵吞掉那无穷无尽的碧天;屋顶的瓦槽上长着三三两两的杂草，微风中轻轻摇摆。

五年前栽在禾坪的两棵桂花树未有负我，有我无我的日子它们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寂寥地成长。栽下它们时，我的小儿子未到半岁，五年后，奕宝已读幼儿园，它们也由拇指细长至约5公分粗。

我站在条凳上给桂花树剪顶修枝，14岁的扬儿在旁边给我打帮手，他悄悄告诉我：“老爸，您之前拍照的那个老人家又来了。”

我问：“哪个?”

扬儿指了指：“您自己回头看。”

我回头望去，远远的禾坪的东侧，一个顶着一蓬稀疏杂乱的枯发的糟老头散漫地朝我们走来，一半身子丢在午后的阳光下，一半身子浸在斑驳的树阴里。由于微驼着背，又低着头来走路，我看不清他的脸，送入眼帘的是他那由花白枯发圈着的秃顶的头，身着一件半旧的青灰色中山装，立着衣领;左手攥着一红一白两个小塑料袋;右手撑着象征着身份的打狗棍。不必再细看，我已知道他是谁。

“阿山”，我默念了一声，内心涌出一股复杂的暖流。他，是我此生最熟悉的陌生人。他的双脚，来来回回地游走于周边的每个村庄;他乞讨的布袋，装着只属于他的悲欢。他现今的苍老，又是如此应景着这凋敝的村庄。

“阿山”不是他的本名，十里八乡都这样地叫着，谁也没有有功夫去考究他姓甚名谁。阿山的家在我家隔村的隔村的雪峰山下，阿山是位抗美援朝的战士，据说是因为在战场上受了创伤，犯上了神经衰弱症，自此半癫半醒。

吃大锅饭的年代，村里出的是集体工，其余人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只在田地里装模作样，相互攀比，舍不得在农活上出多一点点的力气。村里的脏活，苦活，累活都“顺理成章”地分给了阿山，阿山不争也不吵，仍然把农场当作战场，组长的话当作班长的命令。因为不懂得珍贵自己，风里来，雨里去，几年下来，又落下了一身的劳累病。

分田到户后，孱弱的身体已经无法再进行耕种，只能把分得的田地转租给别人，年尾收点粮租。自己背上一个布袋，拖着一根打狗棍，成为了一个职业乞者。

他早出晚归，不远游，所以他的乡脚不宽，基本在靠近家的村寨轮番乞讨。

因为走得勤快，村子里的狗都视他为老熟人，见到他来，只作几声轻吠，便摇着尾巴走开了去。

不管孩童追在身后怎样地戏弄，他都只是慢慢回过头来追几步，又哼唱着他自编的歌谣摇头晃脑地走去下一家。

他行乞有方，只要米，碰上肚子饿了时，也要饭，但不要钱。给米给饭时，你得爽快些，不然他掉头就走，你还得跑步去追他、央求他收下。

每次他来，必倚在大门的左边，带着唱腔念着他那独有的乞语：“阿叔婶娘哥哥嫂嫂在屋里么?升子打发点米几喽，热菜热饭来一碗喽，饭上给几块肥肉喽。散得快，发的快，栽的番瓜谷篓太(我地方言中“大”念“太”)。”他的声音是那么的苍脆，调子又是那么的悠扬，浸润着我整个童年的岁月。

有人开玩笑，说：“老山，米桶没早饭米了，能把你袋子里的米借些给我么?”他立刻从肩上松下袋子，说：“借什么借，要你只管拿去。”

看着对方在坏笑，尴尬地把米袋甩回肩膀，讪讪地说：“莫聊我，你吃不完，用不了，哪会要我的东西”。

有一回他来，约记得我还在读小学，母亲要我去米桶装些米给他。我恶作剧地把竹升倒过来量米，看似装得满满的一升子米，实际只有薄薄的一层，他激动不已，一面抻开米袋，一面说着一串接着一串的吉祥祝福，我双手捧着竹升放进米袋，避过他的视线，然后再啪的一声故意把竹升掉在米袋里，使他无法捕捉到我内心的小邪恶。收完米，他从米袋里捏出一小撮米散入竹升，作为回馈。

他已快走到我的跟前，我大致看清楚了他的脸，与六年前见着的他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头发已经完全花白，准确讲是那种棕黄的脏白，眼神多了几分浑浊。

青灰色中山装的里面是一件已不能称作白的白衬衣，衣领同样地立着，立着的衣领展示出大片的黑油油的污渍，手上的打狗棍则是随手在路边捡起的半截细枝。

他走近了来，很谦卑地望着我笑了笑：“孩子这么大了?”

我从长凳上跳下来，迎了上去：“是啊，一不留神就长大了。”

“是啊，我当年在你家里走时，你才这么点高。”他用手放在胸前比了比。

“时间过得真快，但您还不见怎么的老，和我六年前见到您时差不多。”

“老喽，”他指了指双脚，“脚越来越没力气，走不动了，从向阳山走到你家，歇了两三次。”

我用衣袖把长凳拂了拂，要他坐下。

他摆了摆风干无肉的枯手，仍只愿站着。把目光望向了半掩的大门，问道：“老兄嫂不在家?”

我说：“二老都去了吉首大哥家了，在上面长住。”

他哦了一声，喉咙里“咕咚”响了一下，我方才记起他此行的目的。

我内疚起来：“您还没吃早饭吧，我也没在老家住了，所以家里也是冷火熄灶，没有可给您填肚子的。”

他下意识地按了按肚子，说：“原来老兄嫂是出远门了，我饿习惯了，不要紧的。”

我望着他攥在手上一红一白小塑料袋问道：“这就是您一个上午的收获?”

“是啊，村子里老的老，走的走，没有几户房顶冒烟了，讨口吃的越来越不容易。”

我叫扬儿拿来钱包，递给他十块钱，他照样的不要，并把脸涨得通红，说我难道忘记了他的规矩。

我怔立在春天午后温暖的阳光里，他仍是拄着羸弱的树枝拐杖，用他独有的步伐，颤颤巍巍地丈量着脚下那片苍凉的土地，把背影模糊在我的视线里。

在他的身上，生命的厚薄与财富的多寡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见过许多的乞者，唯有他最艺术、最江湖、最飘逸。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我又是4年未曾见他，他或许还在，或许走了，这或许很重要，或许已不重要。这个世界，彼此都一样，谁都曾经来过，又都通通走掉。

至少，我们用米饭温暖过他的生活，他用精神丰富过我们的人生。

写于2017年8月10日

来源：隆回北网

编辑：卢春玲